浮士德精神与中国青年

歌德的《浮士德》是欧洲“近代人的圣经”。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里都有“浮士德式的人”。浮士德形象在华演变以及哲学与社会思想层面的接受研究,与中国百年来的社会主题、时代精神的风云变幻紧密相关。浮士德形象是一个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汇的文化空间里,探索自身存在价值和生命终级意义的人类的代表;浮士德精神作为一种恒动力量,为一代代中国青年提供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和奋力前行的精神支柱。基于中国梦视域下的浮士德精神研究,对塑造当代青年的完整人格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能强化他们对中国梦整体构想的理解,坚定立身行事的信念。

规避高校绩效管理中“浮士德式交易”的制度研究

高校绩效管理在促进组织和个人绩效提升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高校教师的学术生活方式和深层组织结构,使高校绩效管理过程中频现“浮士德式交易”,引发了高校管理目标导向模糊、利益相关者满意度低、学术文化失却等问题。该现象的发生源于绩效目标设定、管理决策、执行实施等层面的系统性缺陷。根据公共价值理论,高校绩效目标是承载高校利益相关者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具有三个不同类别,分别对应不同层面的绩效损失。文章以此为依据,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文章从目标构建、绩效决策、绩效实施三个维度提出了“参与式构建”“协同领导”“组织管理”等制度创新,试图削减不同层面的绩效损失,最终减少高校“浮士德式交易”现象的发生。

《浮士德》格雷琴剧的修辞与程式——兼论剧中的寓意与救赎

考察戏剧的修辞与程式,是理解歌德时代戏剧语言的前提。《浮士德》第一部的格雷琴剧中,男女主人公分别被赋予贵族风雅风格和市民善感风格,前者使用普泛的社交辞令,后者涉及私人事务和情感。浮士德有意识针对格雷琴教育修养的缺失启动修辞和诡辩策略,故意造成意向模糊或引发误解,以达到诱惑和规避责任的目的。修辞差异从戏剧开场便预示了悲剧结局。格雷琴剧中运用的修辞和书写程式表明,该剧并非建立在个体心理真实上的爱情悲剧。它同时超越了以捍卫市民道德为宗旨的市民悲剧,在寓意层面上展演了属于魔鬼界域的人的原罪和欲望,人无法启动自由意志对之进行克服,故而《浮士德》两部结尾均以人的救赎作结。

从苦难中淬炼浮士德精神

《浮士德》是歌德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作品,提到《浮士德》,我们就会想到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是一种对前途不确定但仍然要去追求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淬炼”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材料--个体的矛盾和生活遭遇的困境。这些苦难,激励着浮士德带着疑惑去寻找美,寻求解脱,化解矛盾。苦难与浮士德的“寻美之路”相伴,带浮士德走出困境与矛盾,淬炼出“浮士德精神”。正如歌德《天上序曲》的原型--《约伯记》中约伯在受苦受难的过程中更新了对耶和华的认识一样,苦难像一种炼金术,让浮士德在矛盾与安逸中浴火重生,淬炼成金。

理性悲剧《浮士德》: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诗剧《浮士德》以百科全书式的多样性 ,向世人展现了它所张扬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生命应在追求、超越中获得升华的理念。同时 ,它以巨大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和人性发展的悖论 ,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一种普遍的“悲剧性”宿命。《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 ,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 ;既是对人的自信 ,也是对人的怀疑 ;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 ,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浮士德与《西方的没落》:论歌德对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影响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以形态学的方法结合了对文化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在历史哲学领域独树一帜。纵观《西方的没落》,“歌德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歌德对斯宾格勒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方法论上,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以及其代表作《浮士德》当中的精神内涵,都深深内化在了《西方的没落》中。首先在方法论层面,歌德的“形态学”思想对斯宾格勒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宾格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态学”以及文化有机论、原初现象等观点,并提出了类比法、直观法、俯瞰法等研究方法,打破了西方历史哲学一直以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研究模式。其次在思想层面,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不仅成为斯宾格勒在分析西方文化时采用的主要文本,同时也成为《西方的没落》中分析近代西方思想的精神内核。在此基础上,斯宾格勒创造了“浮士德心灵”和“浮士德文化”等概念,为后来的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沿用。在歌德的影响下,斯宾格勒强调对历史文化形态进行直观的研究,注重以象征和类比的方法对历史形态做形而上的整体把握,这使得他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哲学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宾格勒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形态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启了西方历史哲学以文化为历史的基本单位来研究的传统。而《西方的没落》中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和警示,同样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也有着借鉴和启示。

寻找精神家园的“歌手”——《浮士德》探幽

歌德的《浮士德》是"一种生活的发现艺术"。通过阅读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浮士德"形象还是"浮士德精神",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人的心灵世界,是人类追求和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艺术化表达,浮士德的一生是寻找精神家园的一次审美体验。

从《浮士德》译本看郭沫若诗歌翻译思想

郭沫若作为翻译家,在诗歌翻译领域发表过其独到的诗歌翻译思想,例如“风韵译”、“以诗译诗”、“翻译创造论”等。本文将从郭沫若的这三种思想出发,结合郭沫若著名译作《浮士德》,分析这三种诗歌翻译思想的具体内涵及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运用效果。

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基督教堕落者和人文主义英雄

在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具备双重形象:他既是基督教堕落者,又是人文主义式的悲剧英雄人物。该剧作创作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换的过渡期,浮士德博士的复杂形象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冲突。该剧作遵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戏剧原则来塑造人物和情节,通过引发读者对浮士德博士经历的情感反应,塑造出经典而感人的悲剧作品。

永恒不变的人性——浅析《浮士德》中人性的复苏

“善与恶”是歌德诗剧《浮士德》中所有具体哲学概念中最为基本的一条,同时也代表着歌德哲学众多深刻内涵中最为重要的内涵。对至善的追求是所有智慧生物的终极目标,同时也从未停止过追求的脚步,而在追寻的道路上,恶始终如影随形,并且最终促成善的实现。

从“文化三位一体”界定法论郭沫若与歌德诗剧《浮士德》

郭沫若翻译歌德诗剧《浮士德》不仅推动了歌德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而且也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诸多影响,个中存在的文化意义非常值得学者研究。文章使用“文化三位一体”界定法,通过分析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契机,梳理郭沫若与歌德及其诗剧《浮士德》之间存在的种种渊源联系,进而从艺术手法、语言风格和创作方法三个主要方面探讨了翻译《浮士德》对郭沫若自身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与意义。

启蒙精神的高度与限度——试论理性悲剧《浮士德》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既是对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的怀疑;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浮士德精神与西方科技文化——纪念爱好科学的杰出诗人和思想家歌德诞辰260周年

长期以来国内科技哲学界与人文文化界对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解,反映出"两种文化"分离、冲突的状况。本文将歌德诗剧《浮士德》置于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演进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部时代精神发展史"加以解读,揭示了浮士德精神积极的人文意义、所体现的西方科学变革精神和科技文化特质,并分析了浮士德精神被误读的文化原因。

评马洛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作为英国戏剧的先驱,“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中最才华横溢的一员,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出色地完成了完善无韵体诗(blank verse)的历史使命,使其成为以后英国戏剧的主要载体;他还独创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全新的男主人公形象——有个性、有抱负,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核心主角,这种人物设置也成为莎翁戏剧中的主要创作手法。马洛冲破了传统戏剧的困宥,开启了走向更新、更完善的戏剧类型的道路,为后来莎士比亚时代戏剧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斯特与《浮士德》

1830年七月,柏辽兹向李斯特推荐了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从那时起,李斯特一直以极大的兴趣面对着这部巨著,若干年后写下了一系列与《浮士德》有关的作品。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欧洲众多的作曲家如柏辽兹、舒曼、古诺、瓦格纳等人也都写出或酝酿一些关于《浮士德》的作品。 什么使他们如此感兴趣?李斯特又从浮士德博士身上发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灵感与启示呢?

从浮士德到西绪福斯

从浮士德到西绪福斯蔡申浮士德和西绪福斯，一个是启蒙主义先驱歌德用毕生心血浇铸而成的理性巨人，一个是存在主义代表卡缨热情讴歌的浪漫英雄。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艺术典型。然而，透过表面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两者许多内在的一致。歌德晚年说过：“我活...

追求理想的一曲颂歌——论浮士德形象的自我超越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位自强不息、努力追求者的形象。他追求理想的过程即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缺点、修正错误 ,以实现超越自我 。

何只“自强不息”!——“浮士德精神”的反思

我国几代前辈学者仅以“自强不息”诠释浮士德精神 ,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浮士德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即它丰富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这虽是历史语境使然 ,并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进步的作用 ,却仍然不能不说失之于片面。对“浮士德精神”予以重新认识 ,在继续肯定“自强不息”精神的同时也强调其人道主义和仁爱精神 ,不仅具有现实意义 ,还会加深我们对歌德整个思想、创作和立身行事的理解。

马洛与歌德笔下浮士德的悲剧性之比较

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炼金术士浮士德,已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诸多作品都围绕浮士德这一形象展开,其中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若按亚里士多德和朱光潜的悲剧理论来解读,《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浮士德》两部作品的悲剧起因、净化作用以及生命力感等都不相同,其在悲剧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