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基督教堕落者和人文主义英雄

在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具备双重形象:他既是基督教堕落者,又是人文主义式的悲剧英雄人物。该剧作创作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换的过渡期,浮士德博士的复杂形象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冲突。该剧作遵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戏剧原则来塑造人物和情节,通过引发读者对浮士德博士经历的情感反应,塑造出经典而感人的悲剧作品。

浮士德的博学与虔敬——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基督教伦理

克里斯托弗·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具有一种近乎哈姆雷特式的自省精神。在异教学识与宗教虔敬之间,黑色和白色魔法之间,浮士德做出了一系列艰难的抉择。《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极富张力的戏剧表现形式,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博学与宗教虔敬之间的两难处境。可以说,如果浮士德只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渎神者或叛教者,该剧的悲剧内涵将会大打折扣。

试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

德国伟大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讲述的是一个面临创作困境 ,以生命为代价 ,与魔鬼签约换取创作灵感的天才音乐家莱维屈恩的创作生涯。恶魔性指的就是艺术家通过与魔鬼签约来获得的一种天才的创造能力 ,与魔鬼签约也就是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深度遭遇。但是 ,魔鬼又不仅仅是音乐家自身的生命现象 ,即恶魔性的象征 ,它同时还影射了现实世界中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德国现代思潮。托马斯·曼通过对恶魔性的描述 ,影射了德国现代思潮的蜕变 ,因此构成了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歌德的《浮士德》的不同。

小说中的音乐书写策略——以《浮士德博士》为例

长篇小说一直是“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场域”之一,“甚至是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策源地和试验场”。[1]与一般小说相比,以音乐家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主人公是音乐家,因而涉及对音乐的演奏、创作、理解、接受以及作家本人的音乐观点等问题的言说,于是这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音乐试验场。

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编辑出版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变迁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其作者克里斯托弗·马洛去世11年后才得以出版,而手稿早已遗失,而且在1604年和1616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其后的修订和再版中编者各持已见。因此在该剧的文本编辑和文学研究中一向争议不断。本文以《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史和版本研究史为例,讨论文艺复兴作品的版本问题,进而探讨20世纪以来的编辑实践中涉及的文本权威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渗透了西方文本观的变迁,因此《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史衍变反映了文学观及文本观的深刻变化。

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看人性中的软弱和败坏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这一经典乃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人的灵魂的救赎或灭亡在于自身的抉择。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映照着人类的某种悲剧。人性的不可善化不足而恶化有余。人类若追求世俗的权术和虚荣,必然产生败坏;人类若追求真理灵魂,注重良知,必然产生崇高。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注定的悲惨结局

克里斯托弗·马洛作为著名的戏剧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主题——欲望注定了浮士德博士的悲惨结局。马洛运用多重语言上的技巧向观众展示这部戏剧的主题:“终结”这个词的叠用,语言的组织风格,浮士德博士说话的方式,以及“会”“能”等与欲望有直接关联的词语的复现。除此之外,马洛也将这篇戏剧赋予了现实意义。

神圣与世俗之间--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欧洲巫术文化传统

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无法调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剧中主人公浮士德博士未能得到救赎的结局体现了欧洲巫术文化传统在该时期的强大力量。本文以该文化传统作为解读戏剧的切入点,阐明浮士德博士的黑巫师身份是其无法得到救赎的根源,并探讨了身处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浮士德博士等人文知识分子,在追求无限和卓越的同时,面临欲望失控、无法突破自身局限的焦虑状态。

老子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理论集中在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中。老子的哲学理论性强、比较抽象。《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悲剧之一。反映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表象形式生动活泼，能够愉悦观众。虽然形式不同，但老子和马洛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浮士德身上达到了思想的一致——敬天知命。

“时流的明镜”——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世俗性

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沿袭了关于人吃禁果而堕落的主题。该剧未及描写弥尔顿式的英雄,也没有像斯宾塞那样刻写一部道德书,更未像莎士比亚那样写实地描写人世一切冷暖情仇,而是人在宇宙中能享有的一切可以享受的世俗内容。基督教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尽善、尽美且无欲,但浮士德这个人物的重心却在于他对世俗物质的渴望,成为了马洛笔下的另一撒旦。浮士德对世俗欲望的追求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免除精神枷锁以后的现世精神和享乐主义态度,这正是人文主义者对人之身份的索求。虽然违背了向上、向善的古典主题要求,本文重在以体会时代精神的角度,以反映论(即镜子说)来参详这部通常认为反伦理的经典剧作,以作为一种新的解说途径。

无家可归的孤独者——从“家庭”角度解读《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浮士德形象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戏剧代表作之一。通过文本细读,浮士德与家庭之间“爱而不得”的复杂关系,即原生家庭的缺失、向魔鬼索妻的失败、对怀孕的凡豪特公爵夫人一家的欣羡、试图与海伦建立虚幻色彩的家庭,揭示出浮士德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悲苦孤独者。无家可归的浮士德形象愈发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也愈发加深了该剧的悲剧意蕴。

出卖戏剧灵魂的《浮士德博士》

在当今英国的戏剧舞台,请荧幕红人来为演出加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从商业角度来说,荧幕明星的曝光度有着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他们的知名度最终会转化为漂亮的票房账面成绩。

《浮士德博士》新制作开幕慕尼黑歌剧节

7月4日，菲如可·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的《浮士德博士》（Doctorl Faust作为慕尼黑歌剧节的开幕演出重排上演。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形象剖析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英国的马洛创作的,其中塑造了浮士德博士这样一个悲剧的形象。浮士德博士悲剧形象的内涵实际上是时代和人性之间的违逆,而其精神根源则是浮士德博士与欧洲传统秩序价值观念的冲突,最终表现为一种罪恶和伦理道德的矛盾。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形象不仅有时代性,更是马洛对于人性的思考以及批判,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超越“古今之争”——布索尼的新古典主义美学转向与歌剧《浮士德博士》

现代主义先锋派以推陈出新为口号,并将此定格为共识,传递给当今的艺术世界。本文反其道而行,选取了现代主义运动的著名异见者作曲家费鲁齐奥·布索尼与他的歌剧《浮士德博士》作为研究对象,展示了布索尼与现代主义运动分道扬镳的过程:起先,这位作曲家响应了19世纪末创新的艺术氛围,不断倡导对音乐技法的解放;而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新古典主义"作为抗衡现代主义运动的手段,将革新的热情凝固成经典的重建;最终,作曲家以超越当下的心态,在歌剧《浮士德博士》中设计了"循环时间",以呼应"新古典主义"超越古今的内核。

穿越的旅行:《约翰·浮士德博士的历史》中的时空建构

十六世纪德语小说《约翰·浮士德博士的历史》讲述与魔鬼签订灵魂契约的博学家浮士德的生平事迹。本文主要研究该小说的时间结构,分析它对故事叙述节奏的调控作用及其在故事情节中的体现方式,着重从认知学角度探讨时间与内在经验的关系,以阐明浮士德的时间旅行经历对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该小说的时间脉络和故事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强化了作品对诺斯替主义的否定态度。

邪恶契约——《浮士德博士》

16世纪英国剧作家克瑞斯托弗。马娄的经典剧作《浮士德博士》于4月9日-6月4日在约克公爵剧院上演。在这部由爱尔兰剧作家科林·提文改编、杰米·洛伊德导演的新版《浮士德博士》中，博士依然与魔鬼签订了契约，以出卖灵魂为代价换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心想事成的力量，并为黑魔法赋予他的无限权威和魅力深深陶醉。

英语文学作品浅析——浮士德博士悲剧形象浅析

本文旨在通过了解和分析浮士德的悲剧形象,让读者能够深刻了解到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通过对浮士德博士这一人物悲剧形象的刻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新知识、世俗权利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抗。

马洛与歌德笔下浮士德的悲剧性之比较

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炼金术士浮士德,已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诸多作品都围绕浮士德这一形象展开,其中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若按亚里士多德和朱光潜的悲剧理论来解读,《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浮士德》两部作品的悲剧起因、净化作用以及生命力感等都不相同,其在悲剧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李斯特与《浮士德》

1830年七月,柏辽兹向李斯特推荐了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从那时起,李斯特一直以极大的兴趣面对着这部巨著,若干年后写下了一系列与《浮士德》有关的作品。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欧洲众多的作曲家如柏辽兹、舒曼、古诺、瓦格纳等人也都写出或酝酿一些关于《浮士德》的作品。 什么使他们如此感兴趣?李斯特又从浮士德博士身上发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灵感与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