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颜与《苏松历代财赋考》

"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作者实乃清人周梦颜。是书的编辑源于康熙三十八年周梦颜等人的扬州请愿,它是清初"浮粮之议"大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周氏积善追求的集中体现。该书是道光九年刻本《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之一。二者相较,存在明显的增删痕迹。其原因主要是两个版本所针对的读者不同。《历代》所针对的对象是江南的地方官,而《图说》则是针对朝廷大臣甚至皇帝,作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对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做了删节和改动。然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对于了解围绕减赋问题清代江南士绅与地方政府、朝廷的博弈过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予以重视。

志书为豁免三百余年重赋提供依据——清代用志一例

清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粮赋独重于他地,其原因有四:一是由于金声桓的叛乱,致使全省“田地荒芜,升科多属虚额.而南、瑞二府尤甚.”二是元末陈友谅占据之时地少兵多,重敛倍征.三是户口减少,而粮额不变,甚至反而增加.如瑞州府元至治间编户144954,至明弘治间仅编户74244.自元至明,田粮额增一倍,户口却逃亡一半,造成了向以14万之户,完成12万之粮而成为以7万户之民完成22万之粮的现象.袁州府户口减损之数亦与瑞州府相等.“额载之粮未减毫末,人愈少而赋愈觉其重,则钱粮愈觉其难完.”直至终明之世,仍因循成额.延至清初未改.四是袁郡之斗与官斗不同,因明初欧祥归附投献册籍时.误以2升之乡斗,报作官斗之10升.所以南昌、瑞州、袁州三府成为江西省粮赋数额最重的地区.因此.入清以来.一些地方官便依靠“斑斑可考”、“昭然可证”的郡邑志书,详细查考宋、元、明三代粮赋人口等情况,亦即利用志书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地情调查.详陈重赋颠末.据理直言.奏请清廷豁免浮粮.其中瑞、袁二府的浮粮是先经巡抚蔡士英奏准豁免的.“将瑞属之粮二十二万四千之浮数.仍复宋元一十二万五千之原额.”使得瑞、袁二郡三百年之积困得以解决.“民困顿苏,亦永无逋赋”.

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

县制问题历来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所关注。探寻县制的起源和发展,不仅对于地方行政制度史至关重要,而且常常成为研究地域历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谭其骧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提出的地区开发史序列,是基于对县一级政区稳定性的定位和理解:

冯桂芬与同治《苏州府志》

冯桂芬继承我国纂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晚年致力于纂修《苏州府志》，纂成一部别具特色的善志。同治《志》的特征：倾注了冯氏反对太平天国和裁减苏州赋额的主张。对于冯氏与太平天国的对立，似不宜作全盘的否定，而“记兵”所述，是苏州、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系统的太平军军事斗争简史。而对苏州府并及松汪府因赋的历史和现状的记叙，尤其是对当时赋税的种种弊端的揭露，独具胆识，勾勒了宋以来，着重是清代苏州赋税足以征信的历史。为俟后对明清时代苏州重赋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贵的史料。

略论朱元璋、陈友谅政权的性质与鄱阳湖之战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人马,增援已被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包围八十五天的洪都守将朱文正。朱、陈双方在鄱阳湖激战三十六天。朱元璋的胜利为他一统江南,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本文不准备全面探讨鄱阳湖之战胜负的原因,仅就朱、陈政权性质与水战胜负的关系略述浅见。

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

前言本论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领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森正夫教授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是一部全三卷、共两千余页的厚重著作。首先就本论集的内容结构略作介绍。此前森氏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是汇集明代江南官田研究论文而成的《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8年版)。本论集则几乎网罗了该著作之外的所有论文(不过该著作的序章和终章也被收人本论集),包括面向一般读者的文章和书评。仅科学研究费成果报告书、与人合著的通论,以及近现代方面的著作《李大钊》(人物往来社1967年版)不在收入之例。本论集的篇别构成如下:

明万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

《山西丈地简明文册》(以下称《简明文册》)一函五册,547页。页宽21厘米,长 33厘米。每页九行,天头6厘米,地脚2.8厘米。每行长者27字,短者15字,共约10万字。文稿系万历初手抄档本,麻纸已黄脆。藏南京大学图书馆,著录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目。1985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复制。《简明文册》是万历初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丈量田亩的记载。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山西布政司所属府、州、县'丈田亩,清浮粮'的记载。第二部分是山西都司所属卫、所'丈田亩,清浮粮'的记载。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山西乃至全国的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