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挣脱齐梁浮艳诗风桎梏的演进轨迹研究

以“宫体诗”为代表的齐梁浮艳诗风长期统治诗坛。初唐诗人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无意识和有意识地冲击着它的束缚,最终使唐诗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温庭筠词浮艳风格形成的原因

浓艳香软是温庭筠词的主导风格。晚唐城市经济的繁荣,追逐享乐、追逐感官刺激的社会风尚是这种香艳词风诞生的温床;晚唐文坛的格局,诗、散文以及晚唐传奇中所流露出的世俗情调和唯美倾向,给温庭筠浮艳词的创作提供了文学的范本和参数;温庭筠的个人经历和性情使他更熟悉、更了解、也更沉醉于这种香艳的生活氛围和词的氛围;温庭筠在词中所关注的对象——歌儿舞女,也决定了温庭筠词的面目应该是浓艳香软的;而温庭筠个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追求、对词境以及语言辞藻的偏好,更是温庭筠香艳词风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

浅议唐五代西蜀的浮艳诗风

唐五代西蜀诗作较有成就和特色的诗作大多围绕着艳情题材展开,虽所存不多,但大都冶艳绮丽;其风格更为艳丽直露,艺术上也更加注重色彩的渲染和语言的雕琢。

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

隋唐之际诗学中的雅正观念及体制,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它主要以梁大同以后发生的浮艳、淫放、轻险的诗风为抵制对象。与后来复古派整体否定齐梁诗体的主张不同,此期的雅正观念与体制,是齐梁体内部的一种诗学倾向,其雅正的典范主要来自于晋宋诗歌,与浮艳诗风的区别则在于丽淫与丽则的不同。浮艳诗风始于梁代,至陈、隋时期与流行的新声艳曲结合,一直波衍至唐初;雅正诗风则以炀帝君臣与太宗君臣为主要的提倡与实践者;但是从梁陈到隋唐的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同一批作者中两种不同的表现。雅正诗学有它的局限,并被后来兴起的复古诗学取代,其在诗史上的历史作用也被后者掩盖。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和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隔代通文理中外共心音

刘勰《文心雕龙》风格学与法国布封《论风格》虽产生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却同是作为东方和西方风格学理论的代表。在风格的个性论上，刘勰提出了辨析风格的体性论，布封提出了“风格就是人”的个性化要求。关于风格的个性构成，二人都考虑到先天与后天两方面因素。但也有明显差异，布封持论时，孤立地看待先天因素倾向，刘勰则阐述了才、气、学、习辩证关系，具体论述了体与性的内在联系，比布封更加严密和科学。在风格理想问题上，布封的所谓壮丽之美与刘勰倾心的“藻耀而高翔”的风格理论极为合拍。不仅受惠于时代，反映着时代而且超越时代，具有崇高的美学地位。这种风格理想分别对东、西方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导向作用。刘勰与布封都严厉抨击形式化的矫饰文风，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应以一定的思想内容为基础，但不能因此忽视形式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布封的《论风格》有所忽视。通过比较说明刘勰对有关问题的论述往往更透彻、更精辟、更完善、也更少片面性，无论在论述的深度还是理论的涵盖面，都优于《论风格》。比较证明，在国际文学关系的大范围、大视野中，《文心雕龙》

“诗缘情而绮靡”说论辩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严重束缚 ,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两晋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是具有深厚美学意义和崭新审美思想的新文学观念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

《颜氏家训·文章》篇文学思想述评

《颜氏家训》是北朝颜之推所作的家教训诫之书。其中《文章》篇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思想。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一下《文章》篇,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高明的文学见解和进步的美学思想.应该说,在文艺理论发达的南北朝时代,《文章》篇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文学理论较贫乏的北朝,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初唐“四杰”与陈子昂

初唐诗坛,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然'颠狂中有战慓,堕落中有灵性',有'霹雳'闪电、 '狂风暴雨',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这就是发生在高宗、武后两朝的两次诗歌革新运动:初唐'四杰'反对'上官体'和陈子昂高唱'汉魏风骨'的诗歌复古运动。前者一振委靡,然未尽脱六朝余习,后者一返雅正,上承魏晋,下开盛唐;前者因袭多而革新少,架起了一条由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桥梁,后者革新多而因袭少,是盛唐诗坛真正的先驱。然为什么陈子昂卓立高标而'四杰'相形见绌?他们各自的贡献究竟为何?本文就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作一比证,力求找到一个具体明晰的答案。

《唐文选》前言

姚铉的《唐文粹》,是全唐五代文学的第一选本。他在其序言中论及唐代文学发展、繁荣的情况时指出:“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繇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辞丕变习俗,而后肖,李以二雅之词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轢,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

康與之詞芻議

康與之雖一度追隨秦檜,寫過諛頌詞,但其早歲與晚年都力主抗金,收復失地。其詞則竭盡筆力,拓寬題材,有懷古、詠物、閨思、交遊、時序之作,以豐厚的思想内容與優美的藝術特色,屹立於南渡詞壇。其詞哀感頑艷,温婉旖旎,樂而不淫,無論是反映現實的深度,抑或是抒情力度,都堪稱道,不愧爲"一代作手"。然因人品低下,在"人品即文品"的價值判斷中,浪得惡名,謂其詞"鄙褻之甚"、"滑稽惡搞",細檢《顺庵樂府》,純屬捕風捉影,於詞無徵。其詞能力避浮艷,追求詩之深刻表現,使詞反映現實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在詞的發展史上,有著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