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探析

中日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也有着难以化解的战略心结,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导致两国间的复合安全困境,钓鱼岛等东海海洋权益争端严重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于面临着复杂海上危机形势的中日两国,如何应对中日之间可能发生的海上突发事件已成为新时期实现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须解决的议题。建构一种科学、合理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对海上危机进行有效的应对就中日两国而言都迫在眉睫。

中日海上危机的防范与控制

目前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十分敏感和脆弱时期,钓鱼岛归属问题、东海划界和海上资源开发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都极有可能构成中日海上危机的触发点。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海上军事冲突,不仅严重损害中日两国关系,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乃至全球的战略态势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防范和控制中日海上危机的发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和则双赢,斗则两败”为逻辑起点,从日本定位“海洋国家”的战略意图入手,对中日海上危机的触发点,海上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如何防范与控制这种危机的发生进行一些探索性分析思考。

中日海上危机管理辨析:基于“海空联络机制”的考察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两国于2018年6月正式启动“海空联络机制”,该机制从商讨到正式启动历尽波折,耗时11年。在东海海域,中日两国的海上执法力量与海空军事力量出现对峙。由于大陆架划分、钓鱼岛主权争议、防空识别区重叠等问题,中日在相关海域发生海空一线兵力的意外遭遇与对抗行为,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安全危机。对于中日而言,对海上危机进行管理,使其不致失控进而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海空联络机制”的启动对管控双方军事力量在东海的遭遇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要认识到,海上危机的反复发生是两国结构性矛盾久拖未决的外在体现,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国要加强危机管理机制与能力的建设,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简论新形势下优化多元主体应对海上危机机制

针对当前我国海洋危机管理的实际,多元主体应对危机机制已经发挥成效。但是,当前海洋危机情况复杂,这就对多元主体应对危机机制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从海洋危机应对的组织指挥体制、海洋危机应对的法律体系、海洋危机应对的硬件设备和各方力量联合训练四个方面进一步共同发力,优化多元主体应对海上危机机制,提升我国海洋危机应对的合力。

试析日本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及其涉华因素

在中日关系依旧僵持的背景下,建立两国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当前中日之间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机制,而在于对安全观的认知差异。无论从力量还是意图方面,日本都在提高对中国的威慑。在传统海权论的影响下,安倍内阁的危机管理机制将服从争夺海权的目标。中日若能基于可持续安全原则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或将带领两国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

竞争模式、利益平衡度与中美海上危机管控

海上危机管控机制能够促进大国海上互动的可预测性与稳定性,避免大国因海空意外相遇事件走向全面冲突。影响大国海上危机管控效果的因素主要涉及竞争模式与利益平衡度。处于同期竞争模式下的大国能够建立对称性的相互威慑关系,形成风险规避的共同偏好,各方自我克制与履约相对充分。高水平的海上利益平衡意味着各方立场协调难度较低,机制细节更易被明确、可操作性较强,有助于减少海空摩擦事件的发生。自20世纪末以来,中美海上危机管控机制曾促使双方在多次海空相遇中减少误判,也为双方管控分歧与避免军事对峙提供了年度会晤、工作小组、专门会议等沟通渠道。相较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同期竞争模式与较高水平的利益平衡度,中美之间所处的追赶模式与低水平的海上利益平衡度决定了双方海上危机管控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为了进一步强化中美海上危机管控,中国应加快缩小中美力量差距以塑造对称性中美海上威慑,促进机制细化与完善,增强双方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的可操作性,构建中美海空危机中的沟通战略以提高中国危机决策的韧性。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强化对中美海上危机管控实践的反思,优化与美国关键盟友及战略伙伴的海上沟通机制建设,鼓励东盟及其成员国发挥有益作用。

中日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研究

海上危机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0年的"撞船事件",2012年的"购岛事件"以及2014年的"更名事件"加大了中日海上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目前围绕海上危机中日已就"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大部分共识,但主权领土争端与国家根本利益的矛盾,海洋战略与海洋权益的分歧,战略互信机制缺失与域外因素的牵制阻碍了"海空联络机制"的落实和运行。海上危机的存在客观上要求中日之间必须建立全面的危机管理机制,为此可根据危机发展的状况及演变趋势,按照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顺序分别从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反馈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建立三位一体的动态管控体系,使海上危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能在可控的范围内解决。

中美海上危机管理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

当前,在中美海上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强危机管理正成为两国官方和理性人士的共识,然而,即便两国和两军都有强烈的意愿,中美海上危机管理的进展仍不尽如人意,呼吁和倡议多,落地的和有成效的行动较少。本文在回顾中美海上危机管理现状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妨碍其进展的结构性因素,即中美海上竞争或互动的特殊性,进而探讨缓解这些因素的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有效的中美海上危机管理必须从战略、规则和机制三大方面同步进行相互适应和妥协的安排,包括相互接受共存、共识的系列规则和必要的制度机制等,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过于偏重战略安全,或过于侧重行动安全,都不可能有大的进展和成效。

新时期美国海上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特征分析与经验借鉴

美国东西两面濒临海洋,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大国,又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第一的海洋强国。随着冷战的结束,与传统安全相关的海上危机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而与经济、资源、生态环境、能源、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相关的海上危机却日益增多,愈益成为海上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在遭遇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和健全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也摸索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上危机管理经验,为有效预防、管理和化解危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海上危机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工智能军事化与海洋安全:风险与应对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科技变革中的战略性力量,具备“专用性与通用性”“能力—脆弱悖论”“成长性”“军民两用性”的特征,正从海上作战平台侦测信息的智能化分析、增强海战武器装备效能、推动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建立、提高海上后勤保障可持续性等方面赋能海上作战体系,加速海上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与增强海上军事优势,部分国家与联盟组织也相继出台军用人工智能战略文件或合作协议,各有侧重地将人工智能融入现有军事体系中。在此过程中,美国力求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全面发展以护持海上霸权,与盟友协同推进,并高度重视中俄等竞争对手海上的人工智能军事运用。人工智能军事化态势迅疾演进,或将强化全球海洋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表现为加剧新型海上军备竞赛风险、升级海上冲突风险、助长海上非传统安全风险、增加中国海洋维权风险。应对军用人工智能对海洋安全的挑战,必须推动海上军用人工智能运用治理,加强大国双边及多边的海上危机管控对话。于中国而言,针对当前最紧迫的海洋安全风险,应在海洋态势感知、军民融合、涉海虚假信息治理等方面提高应对海上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技术与组织能力。

中美台海博弈的风险变数和危机管控

近年来,美国不断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大肆炒作中国大陆对台“军事施压”,造成台海局势高度紧张。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以台制华”战略,在继承前任诸多涉台政策“遗产”基础上“加倍下注”,通过“切香肠”方式日益掏空虚化一个中国政策,与盟友加强涉台勾连,大搞“三海联动”,甚至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行动进一步升级。随着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推展,中国台湾当局“挟洋谋独”行动或将加码,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小动作也将更多,今后中美台海博弈面临的风险变数将会持续增大,中美在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攀升。中美有必要协商在“战略”和“技术”层面上共同推进建立信任措施与危机管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