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论近代市民小说的叙事伦理——以《海上花列传》为中心

以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晚清市民小说体现出了较为独特的叙事伦理特征,主要包括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撕裂性主要体现在文本叙事风格的撕裂,文学性与故事性之间的撕裂以及新体制与旧道德之间的撕裂;在场性主要体现为作者、读者和文本人物的多重“此在”;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真实且真诚地面对和记叙市民阶层的趣味、诉求和价值观,以较为包容开放的意识形态评判人与物。正是因为这些叙事伦理的存在,《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等近代市民小说成为“现代”的一部分,启发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变奏的谱系。

晚清通俗小说中的上海地理意象研究--以《海上花列传》为例

晚清通俗小说中以上海作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不胜枚举,此类小说展现了晚清时期,上海在欧风美雨浸润下其都市化、世俗化的城市风貌。通过对马路、街景、妓院、茶楼等诸多地理意象的描述,可以窥探晚清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世人精神与社会风潮。独特的上海地理意象不仅支撑晚清通俗小说自身的结构,具有一定叙事功能,还见证了晚清上海社会历史的变迁,使上海地理意象具有文化意义与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将以晚清著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例,探讨地理意象在文本中的叙事作用及审美文化意义。

论《海上花列传》中的疾病隐喻

文学中的疾病书写往往不仅是“病人”生理、心理病症的描写,更作为一种隐喻符号,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尤其是晚清—五四小说中,疾病的隐喻功能大大增强,疾病描写背后常隐含着作家对“启蒙/被启蒙”“现代/传统”“巫术/科学”等问题的深层思考。《海上花列传》作为古今转型的标志性小说,其中李漱芳疾病的书写也有着深层的隐喻和丰富的内涵。韩邦庆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传统—都市”转型期间社会的深刻思考。

《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文学古今转型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才能,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的助力,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自身就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海上花列传》作为通俗小说的优秀代表作比精英文学早四分之一世纪就悄悄地为中国文学开拓着现代新垦地。

归化与异化相得益彰——评张爱玲译《海上花列传》

中国台湾作家张爱玲以她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娴熟的双语写作能力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张爱玲作为翻译家的角色却尚未受到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她对吴语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国语和英语翻译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的分析，说明归化和异化互补并用对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此反驳翻译界对这两者关系的悖论，同时也为张爱玲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上海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日常生活研究

从《海上花列传》,经由穆时英、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再到《繁花》,上海文学织成一张绵密的互文性网络,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上海的生存体验;并借助城市光影声色的时空变化、光影声色里的“花”(女性)形象、城中人的心灵状态,来表现城市历史的“核”和日常生活的“壳”,由此指向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现代都市文明。

《海上花列传》叙事的近代转型

《海上花列传》在晚清结束了“红楼”传统而另辟蹊径,通过相应的叙述策略实施,包括女主男次、叙事主体移位、女性角色的多重虚拟、女性欲望的多元表达和世俗日常化的情境定位等,重新想象并塑造了女性,尤其是狭邪处境中的女性。本文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参照,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就《海上花》的“想象女性”问题展开论述,探究晚清小说女性形象内涵变化的新动向及其现代意蕴。

略谈《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城市化上的意义

近代狭邪小说分为前后两期,《海上花列传》是后期最早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它对娼妓业的描绘揭露,是对现代都市的揭露批判。它如实表现了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也展示了现代都市的平等意识、商业意识。它描写了现代都市所代表的欲望:对时尚、金钱、欲望的追求,把两性关系变成一场战争。它从传奇变为写实,用立体的网状结构改变了原先小说平面的链式结构,用以表现城市的丰富与复杂。它是最早的连载小说、方言小说之一,显示了新兴文学力量的崛起。

《海上花列传》与《天香》中江南私家园林的空间叙事功能研究

《海上花列传》与《天香》,一个是海派文学早期代表作品,一个是当代海派文学代表作家王安忆的近作。两部作品都别有意味地选择了"江南私家园林"作为重要场景之一,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江南风格的建筑,这样的空间选择具有别样的深意,"园林"在实体意义上提供妓女和绣娘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负载了作者面向传统的叙事追求,呈现了现代化、商业化浪潮下文人性被挤压的现代性面孔。

论《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

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苏白”写作，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但从版本资料来看，为众人所普遍接受的《海上花列传》“不获风行于时”的看法是不合实际的。《海上花列传》成功的奥秘不在于它使用了“苏白”，而在于作者对“苏白”这种方言的创造性运用。正是由于这种创造性运用，“苏白”在表现“地域神味”的同时，还凸显了人物鲜活的个性。

从分离到融合到互生——张爱玲、孔慧怡《海上花列传》翻译策略谈

2005年9月,由张爱玲翻译、孔慧怡修订的《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终于问世。海外学界盛赞此书为两位杰出的女翻译家合作的结果。本书的翻译策略最突出的表现有3点:作品可阐释空间中文学性与文化介入的分离;小说美学的现代性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两种语言比附过程中的形象互生。这些翻译策略的运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汉籍作品外译也有借鉴意义。

论《海上花列传》文学形式的选择

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中有意识地运用吴方言,突出了吴方言与吴地"神理"之间的关系,形象地再现了上海花界的真实情境,生动地描摹出青楼女子的众生百态,并因此成就了小说在新文学创作中"摹本"的作用和意义。

评《<海上花列传>今译与翻译研究》

方言文学的今译与翻译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海上花列传>今译与翻译研究》关注了方言古籍今译的问题和形态。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该研究丰富了方言翻译与古籍今译的实践,同时也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该研究为两种不同的翻译形态做出了新的解释,也为认知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基于清代小说《海上花列传》的中文今译和英文外译两个层面,本书涉及古籍今译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认知问题和形态比较问题。

文学苏白的“地域神味”--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汉语诗学

《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语言显示,造成苏州土白“软性”的因素有:表达否定因素的“不”的声音被压缩,叠词灵活多样,声调多而且运用大量的语气词,日常生活表达的雅化等。这种苏州土白塑造了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海上花列传》的语言整体而言有如下特征:叙事京语的冷静刚硬与人物苏白的柔和软绵相得益彰;吸收新的时间标记方式和器物新名词,显示了新的语言因素。如果从文学语言的转型角度看,《海上花列传》确实可以作为吴语文学的杰作,但不能以此断定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作。

论《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意义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狭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现代通俗小说的开端,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模式。它不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娱情遣兴的产物在文人与书斋之间流行,而是作为一个消费品,直接面对市场和消费者,与以往的传统小说相比,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小说最初以期刊的形式连载,这就为小说的传播和流通提供了新的媒介和载体,在小说发展史上有革命性的意义。

奇观化的十里洋场与中国小说插图中西方表征的兴起——《海上花列传》吴友如派插图研究

《海上花列传》的吴友如派插图通过图像的视觉转译将晚清上海的洋场奇观予以了直观再现。其关于西方的表征，是中国小说插图对西方的第一次相对具体、全面、写实的表征，包含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上海的文学生产及其视觉化传播中的一种对西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认知与认同，一种对更为开放、多元、异质的现代文明的想象与追崇。从中可以看到，传统的帝制皇权所着力建构、倡导的“大一统”的同质化、一元化的生活模式及价值理念日趋分化瓦解，转型期的多元、开放与异质的日常生活形态、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则日渐形成。

徘徊在现代性门前——《海上花列传》文本意义研究

《海上花列传》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租界,以长三书寓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从花街柳巷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入手,以此来观照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输入后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韩邦庆尝试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书写他对一个新兴都市的认知与记忆,《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意义由此获得了多重性:既体现出新兴都市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又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次回归,同时凸显了传统文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冲击时的彷徨和犹疑。

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叙述的主要是外乡人情迷洋场花界的故事。诱惑与吞噬,是外乡人与上海租界空间的关系的命意所在;寻找与滞留、拯救与陷入的故事延展,进一步表明上海对乡下人的捕获与掌控。上海租界的城市景观与消费娱乐空间,诱导、鼓励着外乡人享受繁华的欲望,使其沉沦,蜕变成远离乡村原则的"上海人"。与此同时,原来乡间培养起来的邻里亲属情谊,很快土崩瓦解。上海的妓院是爱情的冒险场,是危险的愉悦空间,这里的情感模式脱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供租用的女人"所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感情让晚清子弟感受到了恋爱的高峰体验。不过,上海花界的感情关系属于错位的爱情。

论《海上花列传》的影响及其在当代的回应

《海上花列传》出版一百多年来 ,未在一般读者中风行 ,但在一些特殊读者中颇有影响 ,如鲁迅、胡适、刘半农 ,尤其张爱玲等。而到了当代 ,王安忆的创作又与《海上花》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选材、立意、结构、语言风格等。至少可以说王安忆在新的时代回应了《海上花》。

从《海上花列传》看晚清上海人之商业意识

写于1 892年的《海上花列传》,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青楼小说,但由于其产生于晚清之上海,故小说中能看到晚清上海人浓浓的商业意识。从妓院的兴盛、“四民”地位的变化、人际交往等几个方面对这种商业意识进行分析,可以透过一部小说看到晚清上海社会背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