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先锋出口公司与奥迪塞斯航运贸易公司、海王航运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承运人、代理签发提单的人等系提单签发环节的利害关系人,当两份或以上正本提单的持有人针对承运人承运的同一批货物,各自向承运人主张提取货物时,不能仅以利害关系人的陈述作为辨识提单真伪或区分提单权利顺位的依据,而应根据提单签发的经过、提单持有人持有提单的过程,结合国际贸易背景和航运实践综合分析判断提单权利的优劣。

“双轨制”何以摒弃——兼论《海商法》第四章调整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的必要性

《海商法》第四章排除了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的适用,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止后,国内海上货物运输陷入了法律适用的困境,因为目前民法现有规则调整国内海运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国内海运也尚未形成商业习惯,不能成为民法典之外的法源。此外,“双轨制”还存在导致国内和国际海上运输企业实质不平等和不适应国内海上运输发展需要的弊端。扩大《海商法》第四章调整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是克服“双轨制”弊端的有效手段,是海商法自体性特征的要求,也符合海商法作为补充型特别民法的性质。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集装箱运输货损纠纷中的理解与适用——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诉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在集装箱运输货损案件中,如果可能发生货损的原因和运输区段存在多个,请求人仅举证证明货损可能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而不能排除货损发生于非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对请求人的货损赔偿主张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因此,请求人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货损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其举证应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排除相应合理的“可能性”。法院在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形成内心确信时,应遵循符合法定证据规则、穷尽证明手段、符合科学规律和经验法则等原则,相应证据具有的优势必须达到确信的程度。

智能无人船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问题探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海上货物运输无人化已经成为航运业的发展趋势,智能无人船的创造迎合了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趋势,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带来了新的挑战。承运人的责任是海上货物运输的核心内容,在承运人的识别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合同相对性为识别承运人的依据。技术革新以及承运人对无人船控制力的增强使得智能无人船承运人的归责原则发生转变。智能无人船无人化、智能化的特性将影响智能无人船承运人的适航义务和管货义务。智能无人船的智能化并不能规避所有海上风险,因此航海过失责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应当考虑将网络攻击纳入智能无人船承运人的免责事由。

海关查验期间的货损责任认定——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丹马运输股份有限公司(DANMAR LINES LIMITE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提要】海关查验期间发生货损属于承运人责任期间。但在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负责搬移、开拆和重封查验货物的情况下,在此期间遭遇雨淋湿损,不属于承运人及其代理人过失,承运人可予免责。【案情】原告: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苏黎世保险)被告:丹马运输股份有限公司(DANMAR LINES LIMITED)(以下简称丹马公司)

沿海货物运输追偿时效的认定——山东港口航运集团烟台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诉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提要]《海商法》第257条关于时效的规定适用于沿海货物运输。原赔偿请求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即便原赔偿请求判决后又重新达成和解,追偿时效起算点自追偿请求人收到法院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生效判决之日起计算。

国际冷链运输中的货损责任与证明——骏凡(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 S.A.)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在国际冷链运输中发生货损,收货人已证明货损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承运人应对其已经履行管货义务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即便承运人已按提单要求设定冷藏集装箱温度,也不能当然地视为其已“妥善地、谨慎地”履行管货义务,仍应对实际温度的异常波动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海关查验期间的货损责任认定--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丹马运输股份有限公司(DANMAR LINES LIMITE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海关查验期间发生货损属于承运人责任期间。但在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负责搬移、开拆和重封查验货物的情况下,在此期间遭遇雨淋湿损,不属于承运人及其代理人过失,承运人可予免责。

中国与新加坡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若干法律问题之比较

中国与新加坡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制度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很大差异,通过对两者海上运输合同的种类及订立、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加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主要特点,对于两国当事人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利益问题

保险利益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国际货物买卖双方当事人对于作为保险标的的货物都具有保险利益。指出以"风险承担"作为买卖双方具有保险利益的界线是不妥当的,应以"实际损失承担"作为确认被保险人能否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的标准。

《鹿特丹规则》下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分析

2008年12月11日经第63届联合国大会6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即《鹿特丹规则》。在荷兰鹿特丹举行开放供签署仪式的当天,该规则就获得了16个国家的签署。到2009年12月31日止,共有包括美国、法国在内的21个国家签署了这一规则。根据该规则生效条件＂该规则于第二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一年期满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生效＂,为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总体来看,《鹿特丹规则》内容庞杂,共18章96条,

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变革看船货双方利益的博弈

船货双方的利益之争随着国际货物运输的产生而产生,影响着并反映在有关的国际海事公约中。从目前已经生效的相关国际公约中可以看出,船方在这场利益纷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但是货方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随着运输法公约草案的起草、制订以及货方力量的不断增强,可以预见船货利益之争将出现新的格局。通过对有关国际公约变革轨迹的叙述,对船货双方利益之争进行详细分析,希望能对将来完善中国《海商法》有所裨益。

海上货物运输实体法律统一化的冷静思考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国际货物贸易以及运输都是推动各国法律趋同化的主导因素。国际社会因经济全球化而组织的法律统一化进程在货物贸易与运输领域取得的成果也最大。1924年在荷兰海牙订立的《海牙规则》是第一个有关海上货物运输方式法律统一化的国际公约，目前成员国有70个。2008年《鹿特丹规则》则是有关国际货物运输法律统一化的最新成果。回顾这一统一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物贸易试图冲破各国实体法律不同的阻碍，不断尝试统一各国运输实体法律的成就与轨迹。

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对海上货物运输课程的影响

根据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的主要修正内容,分析目前海上货物运输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进一步实施课程改革的建议,通过实例阐述本课程具体项目化教学模式,总结适应于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以及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的新的课程模式。

“海上货物运输”精品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结合"海上货物运输"的课程建设实践,论述精品课程建设应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加强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收货人的界定

收货人在海运合同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交付货物这一海运合同核心内容的履行。但在关于收货人的界定上,存在立法过于简单、审判实践标准多元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从中国海运立法关于收货人的定义入手,分析收货人提取货物的权利依据及其与提单持有人的关系。采用案例分析法,以不同运输单证为类别,选取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的典型案例,梳理归纳法院识别收货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英美国家立法及国际公约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收货人界定的建议:立法上,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修改收货人定义,明确提取货物的权利依据,厘清收货人与提单持有人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应统一收货人识别标准,谨慎依据贸易合同识别收货人,注意电子提单下收货人的识别,审慎认定持有提单是否合法。

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在过去的百年中,曾产生过若干个重要的海上货物运输立法,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文章从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沿革出发,对制约海运公约效力的因素加以详细剖析,总结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基本特征,对《鹿特丹规则》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海上货物运输权责二元制与一体化:从喜马拉雅条款到海运履约方制度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与其代理人、雇用人、分合同人、受托从事实际运输任务的人、履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任何义务的其他履约方的权利与责任,以及相应的货方的权利与责任,从喜马拉雅条款下的二元对立,发展到实际承运人制度下的融合一体,再发展到海运履约方制度下的深入一体化,体现了贸易、航运产业利益博弈的均衡。这一发展规律对我国如何对待最新的国际海运公约《鹿特丹规则》具有启发意义。

结合2016版培训大纲对课程改革的再思考——以“海上货物运输”课为例

为了实施2016版海船船员培训大纲和经2017年修订的"11规则",海船船员培训的课程认证将全面启动。以"海上货物运输"课为例,提出组织和实施课程改革要充分考虑四方面因素:明确培养目标、明确课程标准、明确评价标准、充分把握海员的成长历程。

论提单所证明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性质——兼论提单对第三人的效力

本文主张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性质 ;并认为此种定性能够符合国际贸易、航运惯例、当事人意图及现行法律规定 ,而且 ,还可以合理解释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权利和义务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