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的海上通道风险预警

对海上通道突发历史案例进行统计,识别风险影响因素;针对海上通道风险特点,构建了基于DBN的海上通道风险预警模型;构建了基于BN和Markov的对比模型,验证了DBN模型的预警精度;以印度洋海域为研究对象,对海上通道风险进行预警。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途径印度洋海域的海上通道风险在小范围内有浮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DBN模型的准确率比BN和Markov模型分别高9.3%和9.2%。该模型能有效地预警海上通道风险,识别关键风险影响因素,为提高海上通道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高维突变模型的海上通道安全预警研究

为了在海上通道突发事件发生前给出可能的危险等级,减少海上通道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提高海上通道预警与应急管理能力,本文针对海上通道安全突发事件的复杂性,提出一种历史案例分析与高维突变级数相结合的新方法。首先,通过对历史突发事件案例的统计分析,得出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风险源因素,并由此建立了海上通道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其次,将突变级数法在高维指标应用方面进行了推广,建立海上通道安全预警模型,并根据历史案例数据计算模型的预警阈值。最后,选取了实际案例对预警模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可以对海上通道突发事件进行有效预警。

牢记国之大者 助力畅通“北粮南运”海上通道

辽宁,作为东北粮食运往南方最近的出海省份,60%~70%的粮食每年由此走海运一路向南。位于辽东半岛的营口港,是北粮南运的重要通道之一,今年1—8月,营口港粮食吞吐量完成636.5万吨,同比增长10%,占周边口岸市场份额27.8%。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保障思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业已形成"两头在外、两头在海"的运行格局。对外贸易运输量巨大,且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加之海域的封闭或半封闭性特点,中国海洋运输对马六甲海峡等海上通道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尚未构建起与自身经济实力和现实需要相匹配的海上安全保障体系,中国海外供应链暴露于多种安全威胁之下,使国民经济体系潜伏安全隐患,这些战略性威胁主要来自美、日、印三个国家,其中美国是唯一可动用全球性同盟力量关闭主要海上通道、瘫痪中国运输体系的国家。因此,基于对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态势的解析和中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的综合考虑,本文提出"以合作化解风险,以威慑保障安全"的总体思路,即以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心,大力推进与美国、俄罗斯和航线周边国家在战略及各事务性领域的合作,同时沿南海、印度洋方向进行预防性战略部署,提升海上力量的威慑能力,从根本上保障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我国海上通道安全评价及政策建议

全面评价海上通道安全是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工作的基础。本文基于海上通道安全威胁特点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因子分析-双因素评价模型,综合评价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状况。结果显示美非通道和欧洲通道较为脆弱,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条海上通道主要安全威胁来自通道外部环境。进而提出了保障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的政策建议。

海上通道安全:基于利益相关性的战略分析与思考

随着我国外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海上能源运输依赖性的增大,海上通道安全日益成为牵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只有深刻认识海上战略通道与我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深入考察各条重要战略通道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具体影响,才能把握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战略攸关性。当前与我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21条海上通道可分为关系我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通道、关系我国重大利益的战略通道、关系我国一般和长远利益的战略通道三个层次。保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筹划,尽快制定我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提高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综合能力;参与海上战略通道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海洋战略通道新秩序。

海上通道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研究

文章针对海上通道关键节点的安全保障效率评价及排序问题,构建了负投入产出变量数据包络模型,并使用虚拟包络面和TOPSIS结合的DEA排序方法对样本中的海上通道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进行计算与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欧洲通道的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状况最为复杂,中国-美非通道和中国-澳洲通道中段节点的安全保障效率较低,中国-美西通道和中国-美东通道节点的安全保障效率均较高。

考虑耦合效应的海上通道风险因素识别

为保障海上通道安全,针对海上通道安全的影响因素较多且相互关联的特点,提出一种考虑耦合效应的海上通道风险因素识别方法。将二元语义应用到专家问卷的语言评价信息,并将2-可加模糊测度扩展到二元语义环境,完成对所有风险因素的识别分析。案例分析结果为:在中欧海上通道风险因素中,对单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气象水文海况和海上犯罪威胁,对任意两个因素之间的耦合效应进行分析后得出耦合效应最强的两组风险因素是气象水文海况和通航地理条件以及气象水文海况和通道船舶密度。

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兼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考量

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以及国家利益需求的扩容使海上通道安全成为一个时代性很强的命题。对于中国,海上通道的意义已经从初期强调能源运输安全发展到综合性海权利益的保障,关注重点也从"马六甲困局"的破解扩展到多点多线的谋篇布局。建设海权是中国的强国之路,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是海权建设的关键性议程,而战略支点的打造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应以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依托,借鉴古代历史经验,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建设的布局,分类型、按步骤地将重点港口打造为本国的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应该成为优先选项。中国应兼顾经济与安全利益,加强对两岛重点港口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划定工业园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冶炼、造船等产业的发展与升级,使这些港口兼备商用与军用功能,可为中国船只和海上力量提供后勤补给,助力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掌控关键性航道。

日本能源海上通道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日本资源贫乏,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进口依赖程度非常高,给日本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的挑战。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确保能源安全的措施,逐渐向能源多样化时代转变,成为世界第三大核能国、第一大太阳能开发利用国。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火电或风电等替代核电需要7—10年的准备和建设时间,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日本经济的增长仍需依靠化石能源,化石能源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日本进口的能源资源严重地依赖政治局势动荡不定的中东地区,因此,能源海上通道的安全是保障日本能源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重点分析日本能源进口必经的咽喉地带的美国军事存在,认为日本能源海上通道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保护。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东南亚海上通道安全问题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素。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依托,其通道安全问题致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衰落。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议题上,东南亚海上通道同样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这决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能否顺利推进。解决东南亚海上通道存在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问题,需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需妥善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积极构建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

保障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研究

作为海洋和贸易大国,我国对海上安全的依赖性极强,但海上力量较弱。保障海上通道安全,是我国打破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所构建的多重岛链封锁线的政治、法理依据和突破点,也是我国保障本国政治、军事、经济、资源安全的急要点。确保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的坚实基础是强大的综合国力,对策重点是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海洋政策与法制,并强化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背景下的海上通道与中国经济安全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和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增加,海上战略通道越来越关乎中国海外贸易与能源运输安全,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通过将海上通道与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论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来自国际海上通道的挑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探讨打造海上安全通道、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日本海上通道安保政策的强化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高度重视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近年来,随着日本对中国海权发展关切上升、美国安全保护伞可信度下降、海上通道安全对日本重要性上升、日本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等背景性因素的发展,日本从海权同盟塑造、海洋规则构建、能力建设、地缘布局、互联互通建设等方面入手,对其海上通道安保政策进一步强化。日本安保能力与防卫地域拓展亦随之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对印太地区海洋安全形势、"一带一路"建设等将产生一定影响。

论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海上贸易量的不断增长,国际海上通道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经济外向型国家的生命线。中国是个贸易大国,也是能源进口大国,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由于受海洋大国对海洋通道实行垄断性、排他性控制,海道沿岸国政局动荡和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等因素影响,中国海上通道安全不容乐观。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是维护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可行之策。

论中非海上通道合作——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非海上通道合作的紧迫性愈加明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中非海上通道合作可以理解为中非政治经济互动的表现结果。作为中国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发展崛起的重要一环,中非海上通道存在较强合作动力的同时,也受到印度因素的干扰、美日因素的干扰和"中国威胁论"的诋毁。因此,中国需积极创建、维护和运作中非海上通道合作的机制。在总体外交格局构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中非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多样化贸易与海运体系。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凸显。然而,印度洋并不平静,"中国威胁论"的噪音,美国和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部署以及两国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牵制中国的势头,印度洋沿岸地区局势动荡以及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叠加使我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压力当头,我们要主动探索相应的安全路径,从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入手,以构建中美印良性互动关系、组建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多边安全机制为重点,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同时加强远洋海军建设,让安全畅通的印度洋海上通道服务于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海上通道安全国际合作法律机制:模式选择与制度构想

对作为海洋大国及严重依赖国际海洋运输的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直接关乎我国的经济命脉,目前对于海上通道安全的国际合作形成了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国际合作框架;既有全球性国际合作机制是以国际条约为法理基础形成的,由于国际条约的妥协与折中性、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犯罪的条文漏洞以及签署国的有限性制约了其适用效果;在全球化的今天,区域性司法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亦与我国之现实需求相合,在合作范围及合作机制内容的设定上应秉持从易到难、从部分到全面的逐步过渡原则。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保障——海上通道非传统安全治理合作法理依据及完善

目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通道非传统安全治理合作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专门公约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双边与多边协议等相关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搭建起治理合作的主要制度基础,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同时有关法规也存在一定缺陷与局限,某些规定缺失、不合理、不适用、无法操作、相互矛盾,以及有关沿线国家所参与的公约与协定的不同等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到现有法规作用的发挥。在充分利用现有法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需进一步修订或新订有关法规。要充分发挥中国在有关法规理念塑造、体系完善、路径实现等方面的作用,以便促进沿线通道非传统安全治理合作取得更好效果并行稳致远。

应急状态下我国海上通道安全法律保障

为明确我国应急状态下海上通道的安全法律保障现状,在阐述应急状态下海上通道安全法律保障内涵的基础上,收集我国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参与的国际公约内容,并从这3个方面分析其对我国海上通道安全保障的适用性,总结应急状态下我国海上通道安全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为我国未来大力发展海上运输、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建立健全海上通道应急保障法律体系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