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原则

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一般关系理论及中国法律涉外条款的规定出发,探讨中国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一般态度,中国海事立法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的密切联系,分析中国目前适用海事国际条约的一般原则。

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案为例

《海商法》第268条是国际海事条约适用于我国相关案件的主要规定。近年来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适用的3要件屡屡被突破则严重损害了我国法律的权威,因此正确解读《海商法》第268条是解决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适用性的关键。在《海商法》的修订过程中,立法者应当对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性作出回应,建议将《海商法》第14章改为“法律适用”,以取代现在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

海事国际条约中国适用的缺陷与完善

海事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下的适用分为两条路径,结合了条约在国内法上接受的两种通常做法,既有直接适用的部分,又有类似于转化的部分。中国法律关于海事国际条约适用的规定,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人为区分两条适用路径不尽合理;干扰海事国际条约本身的适用范围;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逻辑矛盾;无法适应国际海事立法的发展变化。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战略要求完善海事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建议把握《海商法》修改的机会,对《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进行修改,完善海事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海事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途径研究

从涉外海事审判实务的实际出发,运用抽样统计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紧密联系最新法律动态,对涉外海事审判中国际条约的适用情况、适用途径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充分结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理念提出可行建议。

论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方式

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方式是指一国如何援引国际海事条约处理具体问题的方式,包括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目前,中国采用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的方式适用国际海事条约尚无定论,必须结合国际海事条约自身的特点,分析其在中国国内适用的局限性,深入剖析中国采用直接适用方式和间接适用方式的利弊,才能够减少司法中的矛盾和混乱,弥补中国海事立法的不足,促进海事立法的完善。

论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法律路径

随着海事立法的国际化、统一化发展趋势,许多国家都采用不同的方式使国内海事立法与国际海事条约相一致。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角度结合国际法相关理论,探索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的并入方式、适用方式以及与国内法的冲突解决问题,为我国选择适当的法律适用路径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国际海事私法条约解释中的问题及对策

海事私法统一是国际社会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往往更注重条约文本的统一,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条约的制定中,而条约文本只是国际海事私法统一的第一步。由于国际私法条约的适用是由各个成员国的法院来完成的,因而统一的条约规范就由不同国家的法官进行适用和解释;不同国家的法官在适用统一的条约规范时。又会受制于本国的各种客观因素及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对条约文本的解释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影响国际海事私法的统一,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保证各国法官统一解释条约,促进条约的实质统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海事条约在世界海运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法律体系差异较大,因而对国际海事条约在其国内法系统中如何适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关立法相比,中国国内没有法律直接规定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问题,但从一些相关部门法中可以看出是兼采用"转化"与"纳入"方式的。在司法实践中,这往往给审判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立法者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参考世界其他主要航运大国的立法情况,对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进行细致规定。

浅谈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文中从条约法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原则、适用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因立法不完善引起的问题,提出了有关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适用问题的立法建议,以期对今后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顺利执行,以及我国海事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国际海事安全法律的冲突协调与制度完善

管控国际海事安全风险的法律途径主要包括国家单边海事制度、国际海事条约和区域性海事制度安排。海上运输的跨区域性、海事风险的互通性和海事权益的全球性,使得管控国际海事安全风险的法律途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这些法律预设的效果。解决国际海事安全法律冲突的较优路径是构建协同性强的区域性海事制度安排。在解决国际海事安全法律体系构成的内在自洽性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国际海事安全法律制度,包括限缩国际海事安全管控事项、构建船舶检查制度、健全海事生态保护应急制度和完善船员安全法律制度。只有通过外部的冲突协调和内部的制度完善,才能共同构建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通道。

论国内海商法与国际海事条约的一致解释

海商法本是私法之一部,理应遵循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加以解释。但是,现代各国国内海商法具有浓厚的法律移植色彩,其中尤以对国际海事条约的移植最为突出,由此又使海商法之解释呈现出部分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的特殊性。国内海商法与国际海事条约的一致解释便是主要由于法律移植而产生的问题,原因大多在于国内海商法乃至国际海事条约本身立法语言的文义偏差。中国现行法上的法律与国际条约一致解释的一般规则,适用于海商法领域时存在困难:一是在适用条件方面,国内海商法未必存在两种及以上可能的合理解释,且国际海事条约也可能是中国未缔结或参加的条约;二是在适用目的方面,现行一般规则目的是贯彻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而海商法领域的一致解释则是重在促进海商法的国际统一。国内海商法与国际海事条约的一致解释是目的而非手段,其实现仍需通过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完成,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限缩解释与扩张解释、比较法解释、历史解释等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但是,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也无法解决国内海商法与国际海事条约一致解释的全部问题,即确有部分法律移植过程中形成的立法缺陷,难以通过事后的法律解释克服,而唯有通过法律的修改方能解决。

《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涉他效力探赜:成因、影响与启示

《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虽具有涉及第三国效力特点,但涉他效力是特别的立法技术安排和履约监督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涉他效力对国际海事标准的推行、国际标准的统一和技术进步有积极意义。国际立法过程中,应进一步贯彻涉他立法方法。面对未来存在的大量履约问题,中国政府应尽快着手启动履约工作。同时,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海事立法,进一步掌握国际话语权。中国法院也应妥善处理具有涉他效力的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问题。

论冲突法强制规范在涉外海员劳动关系中的适用

在涉外海员劳动关系中适用冲突法强制规范有助于对外派海员劳动权益给予合理充分的保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冲突法强制规范不仅包括中国国内法的强制规定,还包括某些海事国际条约和惯例中的强制规定。要避免冲突法强制规范在涉外海员劳动关系中的扩张适用,明确区分其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界限,并恰当处理好不同冲突法强制规范同时作用于涉外海员劳动关系导致的规则冲突。

商用无人船法律地位的界定

准确界定商用无人船的法律地位是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基础。解构20项国际海事条约以及17个国家法律中船舶定义条款的结果显示,船舶定义主要由人工结构、漂浮能力、航行能力、建造规模以及功能用途五个要素组成。商用无人船的主要技术特征可以较好地匹配船舶定义条款的构成要素,进而具有符合船舶定义条款的形式意义上的"船舶"法律地位。但是船舶登记、船舶适航等要求与商用无人船之间的冲突问题,又使得商用无人船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船舶"法律地位。因此,国际海事条约以及法律中的实体规定仍应作适当调整,以适应商用无人船的发展。

中国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的国际接轨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其解决

海事诉讼时效具有高度的国际统一性。中国海事诉讼时效制度借鉴了相应国际海事条约中的时效短暂、起算点客观、中止中断难等机制,放弃了国际海商法中的时效延长等机制,故与中国民事诉讼时效制度比较,海事诉讼时效具有期限偏短、起算点客观、中断事由严苛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