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与世界中国观的塑形

在世界学术发展史中,海外的中华文明研究、中国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传承不断的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对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既应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应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经验,研究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角色与贡献,解码中国之治、回答世界之问。当前,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人们已经看到,中国之治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解码中国之治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也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相互交流的平台。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正在成为“时代显学”。但中国在海外中国学上的学术影响力,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学研究中国,但当前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建构。在此基础上打破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内外区隔,推动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世界中国学”,最终实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海外中国干部制度研究述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大海外中国研究期刊为样本

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我国的各项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革。通过梳理2012—2023年《中国季刊》《中国研究》和《当代中国》发表的相关文献发现,海内外学界对干部制度的研究持续深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在研究主体方面,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学者对中国干部制度的研究热情不断提升;国内部分学者也在海外发文,积极推进中国本土的政治话语传播。在研究领域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考核评价和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主题多元化、微观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在研究特色方面,海外中国干部制度研究注重基于田野调查开展定性研究,同时也有一定的定量研究,并结合了多学科视角进行分析。

主持人语: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海外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从域外他者视角观察中国的重要载体。同时,国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空前重视。中国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欣欣向荣局面,吸引众多学科人士广泛参与。国内学界翻译引进一批海外最新著作,实证性研究不断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有所发展,但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仍有待加强。

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多国迎来了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设热潮,值得从地理学视角进行解析。基于全球378个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据,综合运用词频分析、案例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特征、时空演进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依托高校建设,多设立为独立机构或被划分在东亚、亚洲、亚太地区等更大的研究分区中,呈现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举的趋向;②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数量呈“牙刷型”增长的时间演进态势,可划分为初始探索、蓬勃发展和调整优化3个阶段,各阶段开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目的存在差异,关注重点从历史中国到当代中国;③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全球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呈现出“泛北,双核,多点散布”的特点,主要受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以及经济贸易因素驱动,寻求经贸合作或借鉴经济发展经验已经成为除政治、学术目的外位居第三的主要动机。最后,对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努力方向做出了总结和展望。

海外中国学视阈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为热门学术领域。海外学者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理论渊源、文化传统和意义影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时代背景方面,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不断发展的。在主要内容方面,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全面的完整理论体系。在理论渊源方面,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化传统方面,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资源。在意义影响方面,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当代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高度认可这一思想的世界影响力。不可否认的是,海外仍然存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误读和曲解。从方法论层面反思海外研究形塑“异域图景”的因素所在,主要是部分海外观察家固持“西方中心观”的先验立场,在中国不断加速崛起、西方世界面临重重危机的变局形势下感到焦虑不安,陷入营造“中国威胁论”氛围的短视逻辑之中。

海外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评述

20世纪末“治理”概念进入我国,伴随着农村基层制度改革,国内学界开始将“村治”扩展为“乡村治理”,海外学者也随之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此。通过梳理2008—2022年海外涉及中国乡村治理的相关文献发现,研究论题方面,在治理主体上,乡镇政府、村干部和女性政治参与受到关注;在治理行为上,较多关注乡村自治行为、矛盾及其解决;此外,关注土地权益、传统社会结构力量的成果也比较多见。研究方法方面,以田野调查方法为主;随着政策变化和治理实践发展,既有分析框架和理论概念不断得到扩充。总体而言,海外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在当今海外中国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农村政治实践的多样性,海外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仍限于碎片化的个案分析,未能呈现中国乡村治理整体面貌。因此,海外乡村治理研究亟需更鲜活的实践材料和更宏观的视角,以中国化的理论关怀,反映中国乡村治理的最新经验,为世界乡村治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海外中国观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交互建构以丁龙捐赠事件的传奇化过程为例

通过对“Dean Lung汉学讲席”事件演绎而来的“丁龙传奇”进行探析,本文发现其历史叙述的重要建构节点多出现在美国“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一系列的互动过程揭示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国际秩序在近现代如何发挥双重意义图式的作用:它既沉淀为以儒家文明为符号的华夏中心情结作用于中国,也转化为以“儒教中国”为象征的积极东方主义作用于西方。两者以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态在“丁龙传奇”的建构空间对话和交互阐释,鲜明地呈现了近代中美交往的过程中对“何谓中国”的符号化想象。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所阐发的中国文明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这意味着“文化自觉”的纵向内省与横向交流,实为相辅相成、互相建构的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异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想象中国的空间,限制了认知真实中国的丰富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中外学者理解并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密匙,以更加广阔的胸襟和丰富的智慧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演进研究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瓦西里耶夫和末松谦澄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并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都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有关纯文学的论述也走向体系化,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由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著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政治化阐释到普世性解读:《酒国》英译中的海外中国文学形象研究

海外中国文学形象的塑造包括译者对作品的文学性再现,传播者与接受者对译本的多样化阐释,反映了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学的心理认知。为了更系统地揭示当代海外中国文学形象的建构特征与困境,文章基于《酒国》的英译本,从译者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再现以及对作者人文思想的再现分析译本的文学性,接着在Factiva数据库中检索英美杂志对译本的评介文章,通过高频实词分析译本传播过程中的宣传重点及其建构起的小说文学形象,最后爬梳Goodreads网站的读者评价,分析读者对小说的认知,发现《酒国》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形象夹杂着政治化阐释和文学性赞扬。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仅要注重语言形式,更要引导阐释中国作家的人文思想,进而走出海外政治化阐释的误区,强化作品的普世性价值解读,促进形成积极正面的海外中国文学形象。

海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研究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研究有所增多。通过选择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中2013年至2022年间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主题的文献,分析发现:发表过相关成果的海外期刊有《中国观察》《当代中国》等;作者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和美国的顶尖学府或者研究机构;主要议题包括协商民主、统一战线、运行机制等。海外研究在明确的问题意识、系统的研究理论与多样的研究方式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但存在以偏概全等不足。因此,我们既要借鉴海外研究的不同视角、方法和观点,也要辩证地看待海外研究,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补·拓·游:海外中国学生“家国文化”培植策略探寻——以一年级语文教学为例

文章以一年级语文教材为依托,针对海外中国学生“家国文化”的学教困境,从三方面进行突围:在识字教学中择机会“补字源”“补常识”“补感受”,让学习资源由“薄”到“厚”,帮助学生初建家国概念,丰富家国认知,激发家国情感;在阅读教学中据学情“拓人物”“拓背景”“拓活动”,让学生在阅读实践中认识家国伟人,了解家国历史,弘扬家国精神;在语文实践中设计“游课本”“游地图”“游实地”活动,了解家国风情,感受家国巨变,在丰富体验中增进家国认同和文化自信。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基本范式

研究范式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经过长期的深化,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范式,如人物研究范式、阶级斗争范式、“威权”政党范式、权力斗争范式、比较研究范式等。这些范式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对范式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再研究。然而,现有研究范式存在价值观偏差、折衷主义、理论与实践割裂等问题,亟须从哲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三个层面进行范式体系的构建,以形成比较客观完备、贯通国内外研究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体系。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论”课程的构建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所作研究的再研究。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特别是要面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开设“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论”课程,引导学生了解这一领域,掌握研究方法。为此,要正确认识开设这一课程的重要意义,完善八个方面专题内容,做好课程建设的相关工作,使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述评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精英政治的逻辑始终贯穿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政治精英历来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从时间序列的视角来看,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历经从全能主义到派系政治、世代政治和技术专家途径的演变。全能主义途径强调精英共识;派系政治途径关注精英团体的划分和精英之间的冲突;世代政治途径则认为同一政治世代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并与其他政治世代不同,由此会出现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和过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一代技术专家出身的政治精英日益增多,技术专家的研究途径应运而生。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研究明显趋向于多元主义,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央地关系、基层精英、精英流动等主题,呈现出研究中心多元化、资料采集多样化、研究方法规范化等特点。

“一带一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破解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有的政局不稳、法治环境恶化,侵害海外中国公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我国近年来逐步强化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建设以及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我国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依然遭遇诸多法治困境,从而直接减损了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效果。对于沿带沿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现实呼唤从理念、机制、立法与司法等方面寻找破解方法。法理困境的出路需要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断强化中国公民海外的法律地位,合理协调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冲突;机制困境的突破依赖于其内在统一性的建立和创新;立法困境的出路在于制定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上位法和专门法,并采用灵活方式推进国际公约的创制;司法困境的克服重在提高司法的有效性,清除当地救济障碍,消除国际社会偏见。“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开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新里程,唯有多方略与多路径破解困境,才可进一步强化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机制。

海外中国劳工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冲突与解决——以罗马尼亚中国工人劳务纠纷为例

随着国际劳务输出的不断增多,各种劳务纠纷不断涌现,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利益表达与保障成为一个难题。本文以罗马尼亚的中国工人群体为代表,探讨其所处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主客观原因,揭示其利益表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深入分析罗马尼亚中国工人劳务纠纷中各方的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具体化、可操作的对策措施。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初探

海外中国公民的权利保护是中国和平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接受所在国的属地管辖,其权益受到侵害后首先应寻求当地救济。而中国作为国籍国有权对其进行外交和领事保护。外交保护由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其行使具有一定的条件。领事保护是外交使领馆协助本国公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在非传统安全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领事保护制度建设。加强海外中国公民的外交与领事保护是"外交为国"向"外交为民"转变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