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多国迎来了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设热潮,值得从地理学视角进行解析。基于全球378个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据,综合运用词频分析、案例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特征、时空演进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依托高校建设,多设立为独立机构或被划分在东亚、亚洲、亚太地区等更大的研究分区中,呈现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举的趋向;②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数量呈“牙刷型”增长的时间演进态势,可划分为初始探索、蓬勃发展和调整优化3个阶段,各阶段开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目的存在差异,关注重点从历史中国到当代中国;③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全球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呈现出“泛北,双核,多点散布”的特点,主要受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以及经济贸易因素驱动,寻求经贸合作或借鉴经济发展经验已经成为除政治、学术目的外位居第三的主要动机。最后,对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努力方向做出了总结和展望。

“他者镜像”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海外中国学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认知评析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把握未来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海外中国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认知与判断,关乎中国与世界更高水平经济合作的开拓。其中,多数研究较为客观中立,能够正确解读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意涵。海外中国学认为,追求民族复兴、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原因,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逻辑与潜在影响则是研究重点。中国经济发展应谨慎应对海外认知及反馈的偏差和谬误,有效“自塑”“他塑”“合塑”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提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影响力,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良性互动创造有利条件。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当代海外中国学视角下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很多,当代海外中国学是其中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当代海外中国学发展尤为迅速,其加剧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性的同时,也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了新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一些成果披着学术的外衣公然诋毁、污蔑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部分民众受此影响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信仰的培育中发生偏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抱有疑虑,不利于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把海外中国学的学术介绍与政治宣传结合起来;分清良莠,把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成果与我国意识形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正本清源;把大众传媒的适当传播和正确引导结合起来;变革我国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体系,增强宣传的学术厚度和人文关怀,积极拓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海外重要中国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开展这一研究所需要的基础工具和文献资料的建设,以及一批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专著的出现。此外,一支全国性优秀研究团队的形成,以及一批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态势,而在研究中,不断调整和提升自己的研究理念也相当重要。文章强调,要更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会面临一系列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包括对近百年研究史的总结、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以及做好国内外这一研究学术前沿的探讨等。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要对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近一百年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这百年总进程的回顾和总结以前基本没有展开过。深入探讨其间曲折起伏,总结经验、教训和特点,对于今后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重要镜鉴。文章认为,应该十分重视世界中国学资源对于崛起中国的发展的重要的战略咨询价值。

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其应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广泛性、争论性、迷惑性、现实性等特点。当代海外中国学在加剧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性的同时,也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了新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对普通民众意识形态形成误导,隐秘和柔性的宣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把海外中国学的学术介绍与政治宣传结合起来;把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成果与我国意识形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把大众传媒的适当传播和正确引导结合起来;我国意识形态要增加宣传的学术厚度和人文关怀,积极拓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五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领域已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实属跨学科研究。由于它的源起是对古代中国的研究,现实和未来的重点是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从宏观上考虑,仍拟将其放到历史科学的研究领域考察。尽管这门学科已从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心走到了边缘。新时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工作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有关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学术界人士都十分看好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史学趋势。笔者特对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从“海外中国学”导航兼论因特网上学术信息资源之利用

“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恐怕是现今图书馆信息情报业中被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词了。因之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内容丰富而带给图书馆信息情报业和广大的读者以巨大的惊喜,同时,也因之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易变难测等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使用网上信息资源的尴尬。网上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本不在同一层面,却因同样需要不断吸取全人类的最新智慧、需要"实证"及"解读"历史现象而存在诸多共同点,并因中国研究而融入中国历史学。二、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将某些流派及范式视为海外中国学的基本潮流及范式并试图将其奉为判断学术价值的标准,都是片面的。三、中国历史学与中国历史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学术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却不能和中国"脱轨"。四、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如下三个动向:拓展视野,开辟新的领域;博采众长,创建新的学科;强行突破,在传统领域攻占新的制高点。在这个过程中,国学为体、马学为基、西学为用的基本格局也逐渐明朗。

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专藏早期发展概述(1927-1937)

20世纪初期,国家图书馆已开始将海外中国学文献作为专藏文献进行收藏。罗斯藏书、穆麟德藏书和普意雅藏书等珍贵文献的入藏使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初具规模。早期海外中国学专藏文献的入藏得益于当时图书馆人的开拓精神和对特色专题文献的敏锐把握,对私人藏书的积极采访以及对读者需求的主动回应,其经验可兹借鉴。表1。参考文献6。

海外中国学研究西文博士论文及其利用

海外中国学博士论文是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类型之一,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精华所在。目前,从多个印刷目录和数据库可以检索近百年来海外中国学博士论文。文章对收录英、法、德文等中国学西文博士论文的目录、数据库和检索途径作系统阐述。

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回顾与思考——以对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为例

海外中国学是指由国外学者参与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其中,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部分的研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考察这项研究的发展情况,找出我们工作的成就和不足,是为了面对21世纪的国际局势,更好地迎接海外中国学研究热潮的来临,也为了使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和客观。

2021年海外中国学研究综述

2021年,海外中国学a及其研究继续呈甚为活跃的态势,国内外学者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本文将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与学术反思、国外中国学著述、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的具体研究、海外中国学译著四个方面进行概括论述,并对关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重点介绍。

海外中国学研究文本中“中国崛起/China rise”概念的语料库考察

本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以英国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的《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1—2012年间发表的论文为语料,从研究领域、作者态度、作者身份等多个维度入手,探究海外中国学文本对'中国崛起'(China rise)这一概念的认同和构建。研究发现,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是研究中国崛起问题的主力军,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发声不够;在讨论中国崛起时,学者们多用名词性形式笼统表达中国崛起,对中国崛起具体领域的讨论相对较少。在表述中国崛起概念时,语料中体现的态度多数为中立,但消极态度远多于积极态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海外中国学研究--以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为中心

本文主要从接受、译介以及再研究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评价。这期间,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从作为文献资料的阶段,经过国别中国史研究阶段,一直到今天的问题史阶段。文章上述三个阶段的出版物(论文、专著、丛书)、学术大事记(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等)、重要的思潮等为出发点,勾勒出这四十年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的特点。

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哈佛

世界的文化总是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中走向进步的,就在中国打开国门、睁大眼睛努力了解域外文化的同时,海外研究中国的热潮也正在悄然兴起。从"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事业的发展便可略窥一斑。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起始于本世纪初,隶属于它的东亚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已经从最初个案的零散研究发展成为今天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系统研究,哈佛也因而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下面,让我们从研究机构和研究内容这两个方面来看看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情况。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1、哈佛燕京研究院(又名哈佛燕京学社)。它成立于1928年,成立伊始,就十分关注东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目前已经成为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主体。现任院长是著名哲学家、当代海外新儒家的领衔人物杜维明教授。

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

加拿大博洛克大学亚州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波顿博士不久前访沪讲学,就当前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问题发表了看法,受到沪上学者欢迎.

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融合发展

一、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有助于解决海外中国学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区域国别范围亟需扩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一般侧重对美国、日本、西欧等重点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而对非洲、拉美等的中国学研究情况关注不够。其次,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亟需加强。由于语言以及学科背景的局限,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综述性内容较多,原因分析及对策性研究较少。目前的对策研究一般会强调加强中外沟通交流,加强国际形象的“自塑”,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