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儒学话语研究:问题与构想

海外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延伸,是儒学在海外的变体。海外儒学是知识系统,更是话语系统。它与当前海外本土社会与文化发展联系紧密。因此,海外儒学研究不只是对固定的儒学知识进行语言学研究,更是对儒学话语与本土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话语的社会学理论看,海外儒学话语研究就是考察海外儒学作为话语所具有的权力及其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儒学变体在海外本土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儒学变体在海外本土社会文化影响下的发展模式和动向。这对儒学对外传播和儒学世界化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学的文学批评实践——评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

作为较少为内地学者关注的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人物刘述先先生,其著《文学欣赏的灵魂》是新儒学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该著拥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系统,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文学背后的"人性光辉"的深入挖掘。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儒学海外传播背景、学术史梳理及主要问题研究

儒学海外传播历史悠久,近年在政策推动和文明交融中更是发展迅速,本文针对儒学海外传播学术层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主要存在三方面的特征:历时性的纵向传播以积淀式的研究范式为主;空间性的横向传播注重区域和国别研究;打破时空注重传播学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外学者对儒学海外传播研究注重比较范式和儒学的本土化研究。整体而言存在传播学理论研究亟待加强、学术研究圈层化、传播媒体创新研究、注重定量等问题。

经学还是子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

百年来的儒学研究,或是沿着“整理国故”的路线,把儒学当作一个死物件,或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及当代欧陆哲学为哲学的范式,以一种“偏食”的方式建构儒家哲学。这两种途径都忽视或者否认儒学的自立、自为的政治向度以及传统中国政治的正面意义。近几年被贴上“大陆新儒家”标签的学人,重新重视儒家的政治传统,不将其作为心性儒学的附庸,而发扬其独立和正面的价值。在这一群体内部,追随康有为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成为主流,在他们中间,经学路线是一条重要的取向。在澄清这一路线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本文试图展示:康有为以及持经学路线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所自居的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为复兴儒学的途径,它有着种种缺陷。如果我们还希望儒家作为普世价值,参与到当代放大了的“诸子”竞争之中,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子学路线,即在包容从不同的儒家经典出发的多元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儒者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创新,面对当代政治问题,给出让非儒者也能接受的普世论证。我们可以在这种子学路线下,重新解释和包容经学路线,继承康有为。但是,即使在这种意义上,康有为和经学路线的重要性,仍然是有待论证的。

“公众知识分子”与“三个意义世界”

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是对一种新理想群体的定义 ,它的提出和建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这就是所谓“三个意义世界”之所指。当代海外的新儒学研究者之所以希望成为所谓“公众知识分子” ,有他们的初衷或目的。如何能够以及能否最终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群体 ?所谓“公众知识分子”与所谓“三个意义世界”又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深度的探讨 ,最终将有利于理解所谓“文化中国”的基本建设构架及其现实意义。我们展开分析的理路是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三个意义世界” ,然后再落实到“文化中国” 。

儒学海外传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学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海外传播源远流长,内容和形式日新月异,但海外传播对策的针对性有待增强,传播效果有待提高。鉴于此,有必要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儒学海外传播的历时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本文探讨儒学海外传播数据库的创建和应用,探索此类数据的挖掘和描述方法。研究认为,随着文本数据挖掘技术日益成熟,我们可以从儒学海外传播数据中获得多维、多层面的传播信息。这将为科学制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持。

孔子之“礼”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从《论语》中“礼”的英译及历代汉学家们对“礼”的诠释来看,孔子之“礼”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过程十分曲折,主要是因为受到西方宗教思想、个人主义思想与本质主义思想影响。但随着海外学界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兴起,礼学不仅被用以对西方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进行反思,还有望成为开辟实用主义符号学新领域、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

儒家文化与东亚的现代化

儒家文化与东亚的现代化贺璋王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的对比研究，探索了现代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而儒家伦理则是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的兴起的...

“殊德之仁”与“全德之仁”——海外译“仁”及其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之发展

对《论语》中"仁"的翻译直接体现出英语世界对孔子及儒学创新性的认识和定位。海外译"仁"不辨"殊德"与"全德",源于或不识仁为儒学中心,或不审后世理学家言仁之辩。从19世纪到当代,海外译"仁"各有所重,它不仅是翻译,更是一种思想活动,映射出海外对儒家哲学思想自身以及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认识变化,同时儒家思想在不断汇入世界资源,其历久弥新的根源在于它内在的可适应性。

怎样看待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宋明新儒学而言的。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被称为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是特指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港台学者推奉熊十力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大师”,其根据是港台几位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皆出自熊氏师门。有人则认为现代新儒学导源于“五四”

“儒家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概述

春节前,由海南大学和台湾淡江大学联合发起的“儒学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海口召开。海内外50余名学者参加了这一会议。与会同志就儒家文化的历程、格局、走向、影响等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与会同志回顾、总结了大陆和海外儒学研究的概况,指出在儒学研究方面出现三个令人鼓舞的特点:第一,在消除“左”的干扰和旧观念的影响中,一系列的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