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外利益安全重要论述研究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直面海外利益发展面临的安全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海外利益安全作为重要领域予以涵盖,并对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论述之核心要义可概括为战略时势观、目标任务观、统筹发展观、风险治理观、能力建设观、国际认同观、共同安全观、涉外法治观和制度优势观等九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海外利益安全论述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的“新三观”以及百年变局论、历史机遇论和发展风险论的“新三论”而提出,思想基础科学完备、逻辑结构全面系统、关涉要素动态开放,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为新时代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

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实践类型及其战略指引

海外利益是兼具国家性、公共性和个体性的复合体,对其开展保护需要综合多种力量资源。根据不同的资源分配逻辑,中国主要采取了自助模式、被动维护模式和主动保护模式三种实践类型。上述实践是为满足中国拓展海外利益所产生的迫切安保需要,在不同阶段演化形成的反应机制,并非战略规划的产物,因而具有先天的经验取向,不足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海外安全面临复杂风险的整体挑战,亟须体系化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实现我国海外利益安全提供了思想指引,其海外利益战略环境观、布局观和能力观是当下及未来开展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论海外利益安全学的构建

海外利益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领域之一。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各领域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卓著,而海外利益安全领域研究相对不足,为实现海外利益安全,亟待构建海外利益安全学。基于社会科学体系理论,首次对海外利益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行构建。其中,研究对象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石,理论是学术体系的基础,概念是话语体系的前提。海外利益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围绕“海外利益发展及其安全保护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研究对象进行构建,学术体系围绕“海外利益是什么、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如何进行安全保护”的理论体系进行构建,话语体系围绕“海外利益、海外利益安全、主体、对象、原则、方式、保障的内涵及衍生概念和范畴”进行构建。构建海外利益安全学,要坚持世界眼光、中国特色、急用先行。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策略——以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利益保护为中心

为保护“一带一路”共建国内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利益,增强和优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势在必行。亟待加强国内法制建设,联合共建国家构建国际警务大数据平台,建立全新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加强和扩大涉外警务教育与培训,建立“一带一路”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立境外追逃机制,坚决捍卫中国公民和企业海外安全利益,提升我国海外话语权和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规则制定权,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海外安全利益视角下的北极外大陆架划界法律问题

北极地区的各类法律争议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北极丰富的资源权属争议是北极争议的焦点所在,其法制化载体即为北极外大陆架划界法律问题。北极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环北极国家围绕北极的资源纷争,就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法律行动。实现北极资源的和平利用与妥善解决北极地区的外大陆架划界争议对于中国而言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可选择经济合作与法律博弈并举的现实应对策略,并利用好相关国际法资源,做好在北极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与北极国家进行法律博弈的准备,从而提升中国在北极议题上的参与能力和应对水平,维护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体在北极地区所应有的法律权益,推动北极区域法制建构的良性发展。

中国海外安全利益视角下的北极区域治理法律问题

北极地区的法律规制盲区是造成目前北极区域治理进程成效缓慢且矛盾丛生的重要因素。北极区域治理的重点将是北极地区的国际法治理,因此解决北极区域治理的若干法律问题需要理顺其相应的法律内容。与此同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切身利益属于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维护自身在北极地区的海外安全利益的宗旨与方式有利于推动北极区域治理朝着良性均衡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公民海外航空安全利益的保护——以“马航370事件”为视角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拓展,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迫切,而公民的海外安全利益更是我国海外安全利益保护的重中之一。透过"马航370事件"可以看到,我国公民海外航空安全利益保护机制在预防、救援和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而亟需完善。我国应加强公民海外航空安全利益保护的立法,构建全方位的航空安全预防机制,强化国际救援合作机制,合理运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实现我国公民海外航空安全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在亚太地区海外安全利益的维护问题

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海外利益的规模日渐扩大,这进一步凸显了探究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亚太是中国当前对外交往的首要地区,维护和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海外安全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亚太地区海外安全利益的相关概念内涵,进而探究了中国在亚太地区海外安全利益面临的挑战,主要涵盖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并结合亚太地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中国模式"的在亚太地区维护海外安全利益的有关路径。

疫情时期中国海外安全利益保护探析

海外安全利益是国家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 2020 年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海外能源价格波动巨大、海外运输安全风险增加、海外公民权益保障难度加大等问题突出,为中国的海外安全利益的保护工作带来极大考验。中国为此采取了多重措施积极应对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仍存在不少问题。在全球彻底解除疫情危机遥遥无期的现实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快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提升海外非政府力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推动国际社会加大共同合作的力度,以实现海外安全利益更有效维护。

中国海外经济安全利益保护的现状与完善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大背景下,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保护,已经成为各国安全利益考虑的重要命题。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中国与外部世界深度互动,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国际规则秩序建构的话语权不断增大,海外经济利益迅速拓展的同时,海外经济安全利益的风险系数也在逐渐增高。维护中国海外安经济全利益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要求。本文在理清中国海外经济安全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结合现状提出保护完善的路径。

论中国特色海外利益安全学的创建

中国海外利益规模巨大,受外部环境影响而面临严峻风险挑战,迫切需要创建海外利益安全学就如何化解开展系统研究。创建海外利益安全学,需要胸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包括:学科属性为国家安全学,而非美西方定位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是维护海外合法权益,而非确保海外霸权;研究主线是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指导思想—保护主体—保护原则—风险挑战—保护手段”的内在耦合;中国特色体现在中国逻辑、中国知识和中国方案等三方面。要着眼现实、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充分挖掘中华传统安全文化的理论积淀,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海外利益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军事干预需求、规范敏感性与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发展模式

冷战后,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大国普遍出现,但是这些国家安全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有些大国采取作战型模式,一些大国属于安保型模式,也有大国从作战型模式转为军事辅助型模式。作者以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和规范敏感性为变量,搭建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发展模式的解释框架,着重讨论国家和公司的关系。当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强、规范敏感性低时,大国出现作战型发展模式;当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强、规范敏感性高时,大国采取军事辅助型模式;当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弱、规范敏感性高时,大国出现安保型模式。世界主要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的发展经验证实了上述假设。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比较分别验证了大国的作战型模式和军事辅助型模式的成因,而印度和日本的案例论证了安保型模式产生的逻辑。当前,中国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的需求日益迫切,讨论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借助市场化手段保障海外利益安全也有一定的启发。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基于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最新发展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对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指导、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指南、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保障、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有力支撑等方面,系统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后疫情时代国际“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理论诠释与因应路径

后疫情时代全球“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不断增多,与当前经济社会不稳定、国际关系巨变、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国际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作为一种新型恐怖主义犯罪,“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经历由弱转强的三个发展阶段,具有全球化、独立化、隐蔽化、灾难化特点,以现有国际反恐力量难以有效因应国际“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强化“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治理能力,优化风险评估与情报共享平台,推动相关预警体系及数据库创新发展,提升对“独狼”内外布防能力,实现去极端化机制常态化运行,致力于提升全球民众反恐素养,以缓和后疫情时代国际反恐怖斗争的严峻形势。

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年来,总体国家安全观逐步形成“四梁八柱”,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十年来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系统科学的哲学体系,富有极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和成长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创新性发展。面向未来,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的发展仍应坚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道,不断在开放包容中动态发展,创新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文化。把扩大开放与保障经济安全有机统一起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保障安全中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安全。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机制,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构建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双治理的新安全格局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