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文章以2010-2022年海外投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方法构建基于新浪微博网民原始评论的企业舆情关注度数据集,并据此实证检验网络舆情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1)舆情关注能显著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网民发声表现出积极的治理效应。(2)机制检验表明网络舆情压力通过增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金融环境较差地区以及国有企业中,网络舆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阐明了网络舆情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关系,丰富了网络舆情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为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海外市场形象等方面提供了启示。

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政府的关注。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以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有促进作用。并且,东道国发达程度不同,经济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进一步地,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可以减少"外来者劣势",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意味着:一方面,海外投资企业要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积攒海外投资经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社会责任相关规范,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由于对外投资企业不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和风俗文化,企业时常面临环境污染、人权侵犯等社会责任风险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因此,研究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然后总结了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因,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企业发展而言是一个新机会,为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创造了一个新平台。机会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倡议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社会责任的要求,而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就实现了企业价值。海外投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企业价值是互利互通的关系。因此,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应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价值。

国际投资法视阈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从《公司法》第20条展开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其内容自产生以来即缺乏统一认识,然而国际社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规则与“硬法”规则体系趋于完善,且企业社会责任替代性概念亦日益丰富,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与环境保护责任条款的分立与交叉模式已成为一些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趋势。我国最新修订的《公司法》第20条易产生理解歧义,特别是要求公司“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社会责任涵盖于“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表述既不符合现行法律确立的企业环境保护的法定义务原则,也混同了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维护者——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采取系统、目的方法论解释《公司法》第20条,既顺应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与环境保护条款国际立法趋势,也有助于厘清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间的社会责任问题。

家族涉入、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于fsQCA的分析

控制家族与机构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诉求会对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行为与意愿产生干扰,现有的孤立分析往往顾此失彼。基于社会情感财富和股东积极主义,从股权制衡角度,借助25个完成代际传承的中国家族企业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建构了控制家族股权与管理权涉入、机构投资者类型异质性特征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因果构型。实证结果表明:股权涉入、管理涉入、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均无法单独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高低;家族高股权涉入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高持股水平、家族股权和管理权的双高涉入与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高持股水平、两类机构投资者同时保持高持股水平等3种情况均能促进家族企业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当家族管理涉入与压力敏感抑制型机构持股水平均较低时,家族企业则会表现出较低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研究结论丰富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因路径研究,区分了不同水平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路径,使用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揭示了家族企业周而复始、百年传承中的社会责任履行规律。

“奖优不罚劣”对企业创新投资产生影响了吗?——基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以A股上市公司2013—201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并检验具有“奖优不罚劣”特征的高管薪酬黏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具有“奖优不罚劣”特征的高管薪酬黏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会对二者之间的促进关系起到一种负向调节作用,即抑制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与检验中发现:第一,与非工业企业相比,工业企业中存在的“奖优不罚劣”现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二者之间促进关系的抑制作用也是更为显著;第二,与国有企业相较,非国有企业实行“奖优不罚劣”的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投资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同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调节这一促进关系时,对非国有企业的抑制效果也更为突出。

粮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对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确保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基于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粮油食品行业中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粮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粮油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效促进信贷的可得性,伴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强化;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上市年限对社会责任履行和信贷可得性之间的正向关系起正向赋能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上市粮油食品企业的这种正向赋能作用更强一些;相较于粮油企业,食品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对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更强的敏感性;托宾Q值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关系中起抑制作用,在总资产较高、托宾Q值更低的国有粮油食品企业中,履行社会责任和信贷可得性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

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机构治理视角

文章选取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分析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视角,进一步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好的机构投资者治理提升了企业价值;结合媒体关注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程度较高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川酒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研究-基于CSR(企业社会责任)视角

中国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白酒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象征,甚至是某些城市的地方性标志和名片。中国白酒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备深刻的中国特色内涵。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企业社会责任CSR实践作为白酒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软实力变得尤为重要,以四川白酒为主的知名酒企在国际市场上的消费需求虽不断增加,但川酒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之路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以川酒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对川酒企业的海外市场营销现状进行分析,根据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相关理论及框架内容,提出川酒企业海外市场的优化建议,提出科学化、合理化的海外市场拓展策略优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化投资与经营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将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在较高金融化投资下,是否会强化社会责任表现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本文采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较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当企业存在较多金融化投资行为时,会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基于外部媒体关注程度差异检验发现,相比于媒体关注程度低,在媒体关注程度较高时,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机构投资者持股、生命周期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选取200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显著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生命周期对上述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相较于成熟期和衰退期,在成长期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拓展研究中对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分析表明,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受企业生命周期变量的影响较小。

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2019—202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股票交易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较高的公司往往会经历更多的交易活动。此外,这种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表明市场需要时间来充分整合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并将其反映在交易决策中。研究还发现,在环境敏感型和消费敏感型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逐渐提高,但其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作用仍存在差异,凸显了我国社会责任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对市场行为的影响力尚在发展中。研究结果表明,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实践,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行业中的有效性和认可度,仅供参考。

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投资效率

投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之一,高效率的投资往往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而非效率投资则往往会造成企业有限资源的浪费,进而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到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此,本文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并借助资源依赖理论论证了二者间的关系,发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树立正面的社会形象、赢得良好声誉,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等的不利影响,进而显著影响其投资效率。鉴于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最后从政府、企业、社会的角度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分析师关注度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的研究

研究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信号理论,以分析师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利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A股957家上市公司5 472条企业社会责任数据的分析,从言(披露)、行(行为)两个方面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包括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易读性、覆盖范围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及包括捐赠金额、捐赠增幅、行业内捐赠占比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具有显著影响;证券分析师关注度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都产生正向影响,并作为中介变量传递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研究结果优化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言、行的测量方式,较大程度地避免了依赖第三方数据库可能产生的信息偏误,克服了已有文献大多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割裂开来展开研究的不足,将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这一关键中介变量纳入理论模型,打开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如何影响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理论黑箱”。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

从双元财富特征、财富获取途径、财富分享对象、财富分配方式4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目标下全新的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解构。在共同富裕导向下,企业的“富裕”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元富裕;企业在财富获取过程中,要基于价值创造、科技创造、劳动创造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树立以“广泛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财富分享理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创共享,由此达到“类陀螺式”的稳定财富分配结构,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2.0战略框架。

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客户稳定性

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对于经济安全平稳运行以及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应链关系视角考察了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客户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客户稳定性显著正相关,并且该影响在自愿性披露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及改善公司治理来增强客户稳定性。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拓展至供应链关系上,研究结论对供应商企业如何维护客户稳定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内部审计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佳吗?——质量与效率双重视角

基于质量与效率双重视角,本文检验并分析了内部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但内部审计效率却与之相反。机制检验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和信息透明度是内部审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渠道,同时内部审计质量能够增强社会责任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作用。基于经济规模和企业内外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资源禀赋越强、宏观经济环境越好、董事财会经历越丰富和投资者关注度越高,内部审计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补充了内部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影响机制的经验证据,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和实践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企业社会责任是从企业主体性出发,在保持好组织绩效的基础上,对员工和在地社区负责,并传递、展示和倡导积极的社会公共价值。企业社会责任是“有限”责任。企业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形式,负担的社会责任也必须与企业组织的固有特征以及特定企业的目标与使命相关。社会也应当适当降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预期,大致界定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边界,防止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应当寻求内生性的约束机制。传统的外部监管机制成本巨大,且不可能消除监管漏洞。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设计应当更多地考虑利用企业的存续高度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的特性,以社会信用机制提高企业的合作成本与自律成本,形成有效约束力。为克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困境,应改变观念,并从内生性约束角度规约企业行为,而不是通过无节制地加强监管或惩罚去实现,那样做只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却收效甚微。管理者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理解企业组织和管理者自身的存在意义,拒绝功利主义的诱惑,敢于承担企业的“有限”社会责任,不负企业使命。

组织污名化、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基于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文章采用2010—2020年被污名化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组织污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组织污名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内部控制在组织污名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了两者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其中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使得曲线拐点右移、曲线水平变缓以及提高了曲线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