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抉择:明和清前期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落后与挨打的血泪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学习西方、追求进步的新陈代谢的历史。然而痛定思痛，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近代的历史趋势和进程又有着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视角放在中国大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让我们看看如此相似的历史巧合，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殖民者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仑、库克等远航亚非、拓展美洲，疯狂寻找白银、香料与奴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掠夺行为；

我国海外政策型产业园区市场化转型探索及升级路径

我国海外政策型园区兼具政治外交、贸易投资等多种属性,绝大多数均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风险、政治风险随时存在,自身发展对政府政策、补贴等依赖过大,难以实现盈利及持续发展。中埃苏伊士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区、柬埔寨西港特区等三个政策型产业园区分别按照产城结合、政策转化、社会服务引导等进行了市场化转型,取得了初步成功。因此,在未来,为了更好地发展政策型产业园区的固有职能,应该从产业升级、更新盈利模式、本土化经营等方面做好市场化转型升级,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抑贡与通商——南宋海外政策的两重性

南宋建立后,外有少数民族金朝的军事威胁,内部有地方叛乱、统治危机,政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南宋高宗为了有效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特别是财政困难带来的政治危机,在海外政策方面采取了差别对待的措施。对于海外国家的朝贡,不断采取措施限制朝贡的规模和次数,导致朝贡贸易逐渐萎缩;但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于海外贸易又持积极的态度,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近 2 0年对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是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然而 ,这种模糊于政策的性质与内容之间的类型分析 ,已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 ,表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

秘鲁华工案与晚清海外华人政策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被迫同意华工出国合法化,晚清海外华人政策从此开始转变。鉴于秘鲁华工案在整个苦力贸易中的典型性,以及案件所具有的长时段性,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海外华人政策的重大转变。本文以秘鲁华工案为切入点,分三阶段具体考察晚清政府海外华人政策从被动到主动的演变过程,揭示清政府在时代新格局下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政策转型。

美国引进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政策调整动向解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视角

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开启"政策过程黑箱",对美国引进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受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宏观经济发展出现衰退景象,失业人数的上升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压力而形成了问题源流;企业、高校、民间组织、研究机构等不同群体的政策主张汇聚为政策源流;经济衰退引发的国民负性情绪、利益集团的压力运动、奥巴马政府全面恢复美国经济的复兴计划形成了政治源流。三大源流汇聚一起,恰逢美国亟待促进经济复苏、合理平衡国内矛盾,有效利用高层次海外人力资源的关键节点,"政策之窗"即被开启,从而实现了美国引进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新一线城市海外人才政策变现的比较研究

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离不开我国地方海外人才政策的变现能力。本文针对我国15座新一线城市“十三五”期间颁布的海外人才政策,以史密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基础,构建基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的四维政策变现评估框架,进行海外人才政策安排设计与落地实施的综合评价及横向比较,分析归纳不同新一线城市海外人才政策变现的特点与效果,并总结其政策优势与不足,进而从政策工具的均衡性、政策设计的分类化以及政策内容的长效化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优化完善海外人才政策变现效率和品质,以激发新兴城市海外人才治理活力。

我国海外引才政策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面扫描、比较研究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以科研资助、创业扶持、薪酬个税、住房补贴、创新环境等为重点分析我国不同地方在引进海外人才政策方面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方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及优惠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省份更加注重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而在土地、资金等要素方面的力度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省份则较多地依靠土地、资金等要素投入吸引人才。

省级政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成效、不足与完善路径——以H省为个案

研究基于政策功能过程理论,从政策规划、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三个方面,以H省为个案,对省级政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自2008年以来,省级政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已初步形成体系,执行力度逐步加大,政策效果日益明显,但仍存在政策科学性不足、执行力度仍然不够与政策评估缺乏等问题。研究最后从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推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联动机制建设等路径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论美国印裔族群在印度海外移民政策演变中的地位

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根本动因在于印度国内发展的需要和广大海外印裔移民基于自身发展需求的大力推动。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印裔族群因其独特的精英性质、强劲的族裔实力,以及为祖籍国印度的全面发展所作出的卓著贡献而起到了其他任何海外印裔族群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在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与转变和具体海外移民政策的不断完善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地位不容撼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科技人才政策演变历史探析

我国的海外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本文系统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脉络,并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继而概括了各个阶段的政策的主要特点,最后对政策演变历史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政策比较研究

15世纪末至 1 7世纪中叶 ,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中英两国政府都力图把海外贸易纳入国家总体发展的轨道。一般认为 ,这一时期中国固守重农抑商的传统 ,西方包括英国则盛行重商主义 ,但两国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异同及其根源、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这包括海外贸易政策的总体取向、具体进出口商品贸易政策以及国别或地区贸易政策。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变迁不仅影响了海外贸易的兴衰 ,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两国现代化因素的成长以及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道路。

浅论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之演变

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原因及其采取的措施，把它分成三个时期——即严禁和敌视时期、漠视时期和开始重视侨务时期，来阐述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演变。

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嬗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嬗变与其国内经济改革的高科技优先发展战略、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都基本吻合,这对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思路。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中印两国的改革方略孰对孰错,但是,基于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的中国而言,对印度的移民政策进行反思,或许能有所启发。

清前期政府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影响——以清代闽西四堡邹姓族商为视角

四堡族商是清代闽省客籍商帮。四堡族商东南亚一带的经商创业活动全部是在清前期康乾时期的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四堡族商纷纷涉海拓展东南亚一带商务主要得益于清政府的开海政策。清政府的开海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四堡族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参与国际竞争的创业热情。其中,作为四堡族商经商巴城之杰出代表的邹鸣盛跨越了清王朝海上对外贸易政策由开海到禁海转向的转折时期,其商海命运也由此起伏沉浮。邹鸣盛商海纵横前后阶段结局的巨大反差,反映了清政府由开海到禁海政策走向下,海上对外贸易领域民间资本活力注定要被扼杀,曾纵横其间的广大民间商人必然走向衰落,甚至破产之命运。

论十九世纪末美国海外扩张政策和理论依据

文章认为 :有关 19世纪末美国海外扩张政策问题 ,美国史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 ,其关注点主要在于扩张政策的起源上。以朱丽尔斯·普拉特为代表的正统史学家鼓吹“天定命运” ,强调对外扩张是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 ;否认商业利益动机是导致美国海外扩张的主要原因。以W .W .威廉斯、沃尔特·拉夫伯为代表的新左派史学家认为 ,经济利益是导致海外扩张的决定因素 ,美国商界在政府制订海外扩张计划时推波助澜 ,美西战争是美国经济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第三派观点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代表 ,刻意要揭示 19世纪末美国人存在的心理危机 ,认为美国人的扩张心态受心理危机影响 ,强调美国社会存在特有的非理性活动传统以及民族情感的内在动力作用。文章指出 ,这些观点为研究 19世纪末美国海外扩张政策的形成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宋代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与福建海商的崛起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空前活跃的时期。福建海商在这一时期逐渐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国内区域间贸易、与海外诸国远洋贩易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地位。这与宋朝廷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与地方民间观念习俗的转型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台湾学者对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解读——评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

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的长河中,有明一代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外史家对明朝海外贸易的历史格外重视,所研究的范围和课题几乎囊括或涉及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到明中期朝贡贸易的转型与逐渐衰微,从葡、西、荷、英等欧洲早期殖民贸易商人的东来到澳门开埠,从明隆庆年间的福建月港开港到中国私人海商集团的崛起,无所不及。诚然,在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