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交流机制对海外知识获取的影响及专用性投资的调节作用

以知识交换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考察不同供应商角色中企业间交流机制与海外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专用性投资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对229个中国代工企业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际交流机制和电子交流机制均对海外知识的获取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不同的供应商角色下,企业间交流机制(电子交流机制和人际交流机制)对海外知识的获取有不同的影响,而专用性投资对企业间交流机制与海外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

全球创新格局演变视角下中国海外知识获取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海外知识获取一直是边缘国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海外知识获取成为提升中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但在全球创新格局不断变化的影响下,中国海外知识获取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具有怎样的特征,相关研究却未有回应。本文借助PATSTAT数据库中海外发明人-本国申请者数据刻画了全球创新格局,分析了中国从创新边缘向核心转移的过程,并使用GMM模型对全球创新格局演变与中国海外知识获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全球创新格局主要由北美和西欧主导,并朝着北美、西欧和东亚三足鼎立的格局演变,中国是现阶段唯一实现从创新边缘跃升至创新核心的国家。②中国海外知识获取地理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海外知识来源既高度集中于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区,又表现出向“一带一路”沿线等边缘国家扩散的趋势。③全球创新格局演变对中国海外知识获取存在较大的影响且具有阶段性差异,中国海外知识获取地理布局主要受东道国创新地位的影响,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其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中国处于边缘国家时,其海外知识获取主要受核心国家影响,而处于半边缘国家时更多受半边缘国家的影响;当中国成为核心国家后,则主要受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丰富了全球创新格局和边缘国家成长路径的相关研究。

专用性投资类型、治理机制与海外知识获取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知识复杂度出发,探索代工专用性投资类型(资产类专用性投资和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与治理机制的匹配关系对海外知识获取的影响。应用AMOS17.0和SPSS16.0对229个中国代工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1)不同治理机制对不同类型专用性投资与海外知识获取关系具有不同的调节效应。具体来看,合同治理与资产类专用性投资的交互作用对海外知识获取有积极影响,关系治理与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的交互作用对海外知识获取有积极影响,而不合理的匹配关系(即合同治理VS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关系治理VS资产类专用性投资)对海外知识获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2)专用性投资类型与治理机制的匹配效应随知识复杂度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来看,在知识复杂度较低的情况下,合同治理与资产类专用性投资的交互作用对海外知识获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知识复杂度较高的情况下关系治理与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的交互作用对海外知识获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上述研究阐明了代工专用性资产类型、治理机制和知识复杂度的匹配关系对海外知识获取的影响,有助于指导代工企业依据专用性资产类型和知识复杂度选择适宜的治理机制,进而获取更好的海外知识获取绩效。

代工专用性投资有利于海外知识获取吗

交易成本理论忽略了企业间合作可能产生的知识获取等外溢效应,难以解释国际代工企业单边专用性投资现象,为后续研究留下理论探索的空间。本文从海外知识获取的视角出发,通过交易成本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的整合,构建代工专用性投资与海外知识获取的关系模型,并检验合同专有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应用AMOS17.0和SPSS16.0对229个中国代工企业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1)不同维度专用性投资对海外知识获取有不同的影响,其中,资产类专用性投资与海外知识获取呈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与海外知识获取存在正向线性关系;流程类专用性投资对海外知识获取的影响未获验证。(2)合同专有性正向调节资产类专用性投资与海外知识获取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论从知识获取角度为国际代工企业单边专用性投资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弥补了传统交易成本理论忽略技术学习等外溢效应的研究缺陷,为中国代工企业学习海外先进知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管理启示。

研发团队海外知识获取的驱动因素与绩效结果——基于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国内技术等要素资源约束的背景下,浙江省部分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自发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获取海外知识,提高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拓展出口业务,在转型攻坚时期,实现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和改善。本文通过理论梳理和访谈研究,构建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驱动因素—海外知识获取—绩效结果"研究模型。在研发团队知识主体特征层面,通过实证研究印证了国际创业精神、国际化能力和海外关系网络对海外知识获取投资决策、行为和努力的驱动,以及对企业创新和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