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适用的制度镜鉴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通过扩张其管辖权获得了广泛的域外效力。其全球腐败治理的初衷具备合理性,也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企业合规制度的发展,但是其对国内管制放松与域外管辖扩张的矛盾引发诸多批判,在晚近的中美贸易争端中也成为美国政府基于长臂管辖制裁、威胁中国企业海外运营的重要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这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法的域外适用体系,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因此,我国不仅需要以企业合规建设和阻断法为主的直接应对方式,还需构建相应的中国法域外适用制度这一间接应对方式。在构建我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律体系中,应秉持开放性与谦抑性结合的涉外法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上赋予我国法律一定的域外效力,在执法上加强执法机构的协调并采取鼓励举报人的制度,在司法上注重和解程序的建设。

中国反海外腐败执法障碍的类型化及其应对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入罪以来,尚无以该罪定罪的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规范文本与刑事司法间的“执法落差”。这一现象由实体法、程序法及“外源性”障碍共同导致。实体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刑事管辖权依据的部分缺失、单位刑事归责基础的弊端以及对该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不足,对此应主要从立法论与解释论层面作适应性调整,并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念。程序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集中于线索获取、证据收集、刑事审判三个阶段,对此可通过以“公司警务”与“刑事合规”为核心的非庭审解决模式来解决。“外源性”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经济场域对刑事司法场域运作逻辑的塑造,但在国际反海外腐败执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重新评估“囚徒困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所能产生的经济红利。

《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治理腐败的全新理念——将贿赂外国官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通过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尽量避免贿赂行为的发生。经过30年的发展,这种理念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并为我国正在开展的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应当借鉴《反海外腐败法》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关的贿赂条款、加强公司内部的治理责任,借助多样化制裁方法,科学有效地治理商业贿赂。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执法对中国治理海外商业贿赂的借鉴

中资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问题引人关注,现有的处置工具无法有效发挥预防及规制海外商业贿赂的效果。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执法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利用"组织体量刑指南"以及审前分流制度等技术性工具,促进美国企业施行有效的合规计划,进而净化市场环境,对于中国规制海外贿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在刑罚量定中考虑多种因素,将合规或内控作为减刑情节予以引入,并有限度地适用暂缓起诉制度,能够有效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腐败与内部控制——由《反海外腐败法》得到的启示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以下简称FCPA）诞生于1977年，是水门事件对非法政治捐献和洗钱活动进行凋查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该调查发现，不少美国公司为了获取有利于自己的待遇，曾经对某些外国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大肆行贿。这些贿赂行为影响了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及其机构的决定和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有违公众的期望和价值观。同时，这种行为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腐蚀了公众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心。因此，笔者拟以美国FCPA为背景，在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探讨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腐败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并提出要不断强化内部控制、反对腐败，以期为走出国门的我国企业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海外腐败的法律规制为近十余年各国法制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国际上已有成熟法律规制的国家相比,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仅于2011年将其简单入法。目前,我国未对反海外腐败立法给予应有的重视,反海外腐败立法基本制度内容严重缺失。未来,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的出路在于:应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反海外腐败立法,合理选择主管机关,采用单行立法模式,将缺失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基本内容作为单行法的重点进行系统体现,并以其为核心修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完备的反海外腐败法律法规体系。

反海外腐败的法律与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方案

反海外腐败是当前全球反腐败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治理腐败的难点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组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与制度,尽管这些法律与制度各不相同,但是基本都遵循了一定的国际背景和本国本地区背景,对这些法律与制度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当前反海外腐败的形势与任务,中国应当坚定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高度自信,从完善反海外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推动中国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增强中国建立国际性反腐败制度文件的话语权等方面着力,全面提升反海外腐败的治理能力。

浅析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的“会计条款”

"反贿赂条款"和"会计条款"构成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核心内容。我国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反贿赂条款",认为其是该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近年来,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海外贿赂行为的查处中,"会计条款"的作用日益彰显。分析美国"会计条款"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基础,应当认为,加强会计监管的国际合作是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关键点"。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问题与走向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作为全球反海外腐败的第一部法律,从其颁布到实施,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的历史过程,一定程度上甚至呈"侵略性"实施的发展趋势。该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其实施缺少司法审查,从而导致对公平与正义的违反,最终与其立法原意背道而驰。美国当局及学界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对其修订与完善进行了诸多探讨。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和解方案、内部结构及合规文化

实践中,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大多数执法行动均是通过暂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s)和解结案的。但是,在联邦监管机构考虑使用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进行协商之前,通常会权衡企业是否愿意与执法机关潜在的调查进行合作,以及是否促进并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文化。正如本文展示的,合作与合规并不总是与遭受FCPA审查风险企业的最佳利益相融合。合作往往意味着要求企业律师确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在单独的行动中受到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个人和律师之间的互不信任,企业内部沟通的崩溃,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以及不适当的风险规避举措,而所有这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均是不利的,并且可能阻碍企业维护守法文化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但由于监管机构经常以扩张方式解释FCPA,使得它们在FCPA背景下具有了特别意义。由于监管机构频繁地解释FCPA,而FCPA的复杂性与潜在行为的跨国性质,使得在允许的竞争性活动和不允许行贿之间经常出现模糊的界限。尽管许多企业最终可能认为合作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可以解决的,但在设计企业内部的合规计划时,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律师仍然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监管机构也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执法政策可能会阻碍企业自我监管的努力。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1977年出台,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德普案和朗讯案引起中国企业对这部法律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德普案和朗讯案简单介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内容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论我国反海外腐败制度的完善进路——以国际反海外腐败立法经验为视角

我国目前欠缺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反海外腐败制度,需要借鉴国际反海外腐败的立法经验来完善这一制度。当前比较成熟的反海外腐败制度规定有:国际条约中的《OECD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的FCPA及英国UKBA。这些反海外腐败制度对该类犯罪的主体、对象、构成要件、出罪事由、量刑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经验,对目前《刑法》第146条第2款的内容进行扩充,并对《刑法》第7条属人管辖的规定进行修改,从而激活我国反企业海外腐败犯罪制度适用。此外,我国还应当结合国内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制定中国的企业合规计划。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执法情况统计分析--兼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应对

1977年,美国颁布了《反海外腐败法案》(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 Act,简称FCPA)最初主要是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向外国官员行贿以获取不正当利益;1998年美国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间接造成在美国境内发生腐败性支付行为的外国企业和个人,从而使该法案具有域外效力,即长臂管辖权;特别是2008年以来,美国不断强化该法案的执法力度,多家非美国企业被处以数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企业涉美经营风险凸显。文章通过对2018年以来监管执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执法特点和趋势,并对中资企业在涉美经营中如何规避此类风险,提出管理建议。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域外适用及对中国公司的启示--空客公司等天价罚款案例解析

美国逐步扩大《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对象和管辖范围,针对该法的海外执法越来越频繁,罚款金额不断攀升,出现了针对空客公司等的一系列天价罚款案。这些天价罚款案存在一个共同点,即被处罚的主体均非美国注册公司,贿赂对象并非美国公职人员。石油行业一直是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反海外腐败执法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面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全球执法的风险日渐增大,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账簿,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建立第三方审慎调查及付款监管机制。

论会计控制对在美上市企业的重要性——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执法视角分析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 Act,简称FCPA)规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应建立并保持能够准确并适当反映该企业交易和资产处置的内容合理详尽的账簿、记录和账户,同时还应建立并保持一项充分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以确保管理层对公司资产的控制、权力和责任,从而达到禁止账外账的作用,控制腐败行为发生。近年来,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大FCPA执法力度,在美上市企业因违反该法案中的会计条款而被监管处罚的情况激增;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数量大幅增加,目前已有514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另外还有103家通过美国存托凭证在美国证券市场挂牌上市,这些中国企业都受FCPA管辖,面临风险凸显。本文通过对2008年以来因违反FCPA会计控制条款而被监管执法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规律趋势,并结合典型案例,就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此类风险,提出管理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海外腐败问题立法研究

"一带一路"已经从美好愿景成为了现实,并取得了建设成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向世界表明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向世界庄重宣誓了我国的决心。反海外腐败^((1))已是国际共识,许多国家已经逐步完善了反海外腐败相关立法,形成了完备的反海外腐败法律体系,而我国至今仍然只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官员行贿罪,立法内容严重缺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应重新审视反海外腐败的立法问题,高度重视立法建设,从而构建一个适用于我国的完备反海外腐败法律体系。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反腐败日，目的在于提高对腐败的认识和对公约在打击和预防腐败方面作用的认识。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评析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部国内法，但是其管辖权却可以及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因为其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其诉讼理论中的“长臂管辖原则”，该法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法律领域的扩张性政策。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颇有点在全球推行司法霸权的意思。美国政府通过司法部和证监会开展执法行动,并且动员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美国国税局刑事侦查处等多部门,通过窃听、卧底、搜查令、传票以及开设举报热线和奖励等多种手段协力打击海外腐败。在FCPA的海外执法上,很多公司都为此缴纳了巨额罚款。事实上,除了美国,西方主要大国都有类似的反腐败法律,英国《反贿赂法》被称之为'世界上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但或是受限于国力不济,其他国家只能摆摆样子,真正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司法霸权的只有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