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视域下我国海外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历经40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作为十四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传统产业、低端产业、高能耗产业亟待转型升级。产业转型是新时期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产业转型与海外贸易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贸易结构内部不均衡、国内出口地区间经济不平衡、海外出口地区结构过度集中、贸易争端治理水平不高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海外贸易结构中的问题,探讨了产业结构与海外贸易结构间的关系,聚焦产业转型大背景,并从科技端、产业端、贸易端、治理端四个方面,提出了产业转型视域下我国海外贸易结构优化策略,以供参考。

元代海外贸易政策与元青花瓷器贸易研究

元代青花瓷器在我国南海西沙群岛海域打捞出水,证明了其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为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实体物证,而且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史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对这批出水元青花瓷器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发现元代对外海洋贸易政策在我国经济史中有着特殊地位,尤其是元朝政府在对外海洋贸易发展中体现出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模式,与我国当下的对外发展政策理念有着一定的契合之处,可以从中汲取对外海洋贸易交往中的有益经验,更好地指引我国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文化的传播。

宋代海外贸易对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广州作为国际型贸易海港城市,区别于其他内陆城市,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海外贸易起主导性作用。现以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两宋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城市格局不匹配。为此,朝廷不断扩大城垣、扩张空间、疏浚濠涌,广州最终形成“三城并立,六脉穿城”的城市空间格局。

明朝海禁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意义

文章探讨了明朝中后期实施的海禁政策,如何促进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和西域地区的传播与交流。明朝海禁政策限制了民间海外贸易与接触外国商人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和保护了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大规模内陆贸易。在贸易往来中,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流向西域和东南亚,带去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来自这些地区的特产,以及伴随而来的音乐、舞蹈、饮食等文化元素,也在中国传播开来。在政策驱动下,中国内陆与周边地区形成了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不仅加强了中华文化群体的凝聚力,也促进了东南亚和西域文化向中原地区的渗透。总体上看,尽管海禁政策限制了海外贸易,但其推动的内陆贸易网络,促成了中国文化范围的大幅扩张,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程度。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仍具有一定的启示。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促进海外贸易机构集聚发展 助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提升

支持海外贸易机构集聚发展,对于强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及国际大都市整体功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应研究制定适应上海发展战略需求的海外贸易机构发展方案,探索海外贸易机构管理与服务机制创新,通过城市国际合作加大政府或准政府类海外贸易机构的引进力度,制定促进海外贸易机构集聚发展的专项政策扶持体系,并争取国家对引进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组织的支持。

明初海外贸易制度变迁视野下的伪使问题

伪使现象普遍存在于明初中日交涉和南海国家的朝贡活动。这一现象反映了元末明初海外贸易制度变迁下海外商人的行为选择。明初实行海禁,宋元以来自由贸易制度自此向朝贡贸易制度转变。海外商人因应制度环境变化,采取假扮贡使或加入朝贡使团的方式来维持贸易,因此产生伪使现象。朱元璋最初采取禁止入贡手段解决伪使问题,但遭到胡惟庸等中书省官员抵制,禁止入贡因此有名无实。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将明朝国内实行的勘合制度移用至朝贡领域,使朝贡贸易制度得以强化。但是,伪使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朝贡贸易制度无法容纳实际的贸易需求,强化这一制度仍然不能解决制度与现实的矛盾,朝贡贸易制度面临内部自我衰败和外部走私贸易冲击的双重困境。

朝贡与海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述论

海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相辅相成是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最鲜明特征。“朝贡贸易”是“华夷秩序”理念在经济领域的表达形式,“海禁”是“华夷之防”在海防管理方面的具体体现。明代海上朝贡贸易是统治者根据海疆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适的必然结果,如果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显然与事实相悖。

宋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高丽视角——读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一书纠正了韩国史学界关于高丽推行进取的海外贸易政策、高丽商人积极参与海外贸易等偏颇观点,分析了前往高丽贸易之宋商的规模、常时性往来、贸易方式等诸多细节,论述了宋商在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人员流动、外交信息传递、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宋商往来表》为研究宋丽贸易史提供了资料参考,对进一步利用域外文献研究宋代海外贸易史等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析宋代鼓励海外贸易的法律措施

两宋朝廷出台了鼓励海外贸易的系列法律措施,为保障海外贸易开展、贯彻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经济繁荣发展、促进中外交流及改善民生等起到重要作用,具备强烈的历史进步性及现实可借鉴性。因此,有必要结合史料、案例及相关文献,在分析两宋出台鼓励海外贸易法律措施的原因、重要意义基础上,全面梳理其基本内容,以期正视其对于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价值,亦为当前政府努力促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等工作提供一定借鉴参考。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出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李金明、廖大珂合著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已于1995年6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教委博士基金资助项目。它既是专门史,又是通史,其内容开始于秦汉时期,终止于鸦片战争爆发。书中对我国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设置、沿革,海外贸易港口的变迁、兴衰等.同题,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近 2 0年对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是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然而 ,这种模糊于政策的性质与内容之间的类型分析 ,已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 ,表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

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研究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空前发展时期,形成了一整套调整海外贸易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限定了海外贸易主体,规范了海外贸易程序,规定了政府监管机构和监管措施,并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一方面适应了外贸发展的需要,为政府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过于严格的政府掌控,也抑制了海外贸易的健康发展。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对于全面认识宋代经济社会状况和我国古代商贸法律体系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

海外贸易与唐宋明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在唐宋时期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中总体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就作为局部地区的明州而言,海外贸易与该地区区域地位的提升、商贸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海外贸易是唐宋时期明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广东开放海外贸易两千年——以广州为中心

本文叙述广东(以广州为中心)自汉朝至今天对外开放海外贸易的兴起和持续发展两千多年、且经久不衰的历史轨跡,说明今天广东成为中国开放改革前沿地、对外贸易居全国首位和经济发展欣欣向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明代后期 ,正值西欧殖民者在东亚海域为争夺中国商品而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时 ,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出海贸易 ,因此使中国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大量的海外贸易船涌向马尼拉、日本等地贸易 ,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和日本白银 ,随之亦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海外的华人 ,以其辛勤的劳动 ,为侨居地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香港陶瓷考古研究与九至十五世纪海外贸易

一、前言2006年至2008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了题为"香港陶瓷考古与九至十五世纪海外贸易"的研究项目(项目号7002031)。本研究计划通过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探讨香港新界屯门龙鼓上滩和西贡蚝涌出土9至15世纪中国陶瓷的相关问题。这两个地区所出土中国陶瓷的研究,有助我们更深入了解整个香港的情况,探索香港在中西海外贸易上所扮演的角色。

江户时代早期日本海外贸易体系的构建

德川家康江户开府后,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在旧教国方面,家康通过发布新的通商许可朱印状保持原有贸易联系。对于新教国则给予一系列特权,主动建立通商关系。与明朝贸易的恢复,以重启官方勘合为始,以私人贸易代替勘合贸易结束。而与朝鲜贸易的恢复,则在两国议和复交背景下展开。此外,针对与南洋地区的朱印船贸易,家康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行全面扩大。因此,伴随以上商贸策略的实施,日本海外贸易体系构建完成。江户时代早期家康对海外贸易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意味着日本彻底脱离了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幕府面对西力初次东渐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不仅如此,伴随贸易的深入开展,日本在密切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同时,亦参与到同西方殖民者的激烈角力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