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论反腐案件中利用民事诉讼境外追赃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几年,随着各国联合反腐行动的深入开展,一种较新的追赃手段——海外民事诉讼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我国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何种主体才能成为海外民事诉讼追赃的适格主体,提起民事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目前国内对于这些问题讨论还处于初步阶段。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未来通过民事诉讼海外追赃具有积极意义。鉴于我国政府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一直有着比较坚定的立场,想要利用民事诉讼追赃就必须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利用所有权人身份、被侵权人的身份以及不当得利中的有权主体的身份进行民事诉讼。与此同时,在招投标过程中,诚实履行义务的竞争者们也有权以受贿人违约为由来追究其民事责任。为了更好的利用民事诉讼进行海外追赃,我国政府可以通过组建专门的法律队伍、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证据支持、推广使用廉洁公约等方式,为受害者走出国门进行民事诉讼提供更多帮助。

我国海外追赃民事诉讼路径的选择与设计

与刑事途径相比,民事诉讼在海外追赃方面具有独特的优越之处,可以作为我国追赃工作的另一条路径。目前,国际上已有大量运用民事诉讼成功追回外逃资产的案例,在刑民结合、原告身份、诉讼标的、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要想提高海外追赃的成功率、深化腐败治理,就应当进一步提高民事诉讼程序的利用率,并通过完善管辖、诉求、取证等方面的诉讼策略,设计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诉讼路径。

建立国际性资产登记信息平台 海外追逃追赃“天网”如何“不留漏洞”

近年我国在海外追逃追赃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追回转移至境外的犯罪所得资产方面则面临诸多困难。为了深度打击腐败分子,有效预防、监测、追缴转移至境外的资产,可在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由中国主导的高规格、独立性、专业性的国际性资产登记信息共享机构,以此为契机担负起国际反腐之大任。

海外中国犯罪资产分享的规则构建初探

构建资产分享制度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海外资产追回长期滞后的现实困境,而且也是切实践行《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现实需要。国际公约所倡导的资产分享机制已成为国际社会跨境资产追回实践中的普遍共识,域外国家尤其是中国犯罪资产流入比较集中的国家,都将国际公约所倡导的资产分享机制转化为国内法上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我国虽然在立法层面确立了资产分享制度,但其具体规则依然付之阙如。我国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建构必须以主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本遵循,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资产分享方法、范围和标准等核心规则,进而实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海外资产追回工作中的难题。

论追讨海外腐败财产的新途径——以提起美国诉讼为例

中国政府目前加大了海外追赃力度,但是中国目前的追赃手段均存在着不足,急需进行创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3条提出了一个新的启示,即启动国外民事诉讼程序追逃海外腐败财产。中国目前流向美国的腐败资产最为庞大,因此特以美国为切入点,在充分了解美国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管辖权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提起民事诉讼,能够为中国海外追赃工作打开新的局面。

官员财产申报的中国道路

官员财产申报制被誉为是腐败的"天敌"和"克星",既为多数国家采纳,也为我国民众期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先后6次发文,建立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一系列措施,做实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尤其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为官员财产申报提供了支撑性保障;"裸官"治理强化了审查和惩罚机制;中央巡视组和组织部的抽查审核构成了监督制度;海外追赃追逃加大了官员财产转移的难度,形成了制衡机制。这种多管齐下、多头并举的做法开拓了官员财产申报的中国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建设,积累了廉政制度创新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