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程序机制研究——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6条为依据

《金门协议》确立了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机制,《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对这一机制进一步完善。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决定遣返时,还需对遣返的请求进行行政性审查,存在双重审查和单层审查两种机制。为了保证遣返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被遣返人可以视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最后,移交被遣返人时,当前在移交主体、移交方式、移交时间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做法。

论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制度——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8条为基础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以后,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逐步走上规范化路径。在两岸协助调查取证的主体方面,形成了"双轨制"。两岸协助调查取证的方式有多种,如取得证言及陈述,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确定关系人所在或确认其身份等。协助调查取证后的证据能力问题,当前两岸也在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具体构建协助调查取证程序时,应从提出、审查、执行和回馈四个方面进行。

关于《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法律解读

海峡两岸司法互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岸司法互助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与之前两岸签订的有关法律文本相较,该协议文本内容规定的司法互助具有综合性、制度化和去政治化的特点。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两岸司法互助步入法律正轨,协议的性质及其内容本身的简约性,两岸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制度,以及台湾的政治格局都将构成对协议内容实现的诸多障碍。应关注协议签订后的两岸后续行为,以促成协议内容的法律化,推动两岸司法互助的发展。

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三项协议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 为促进海峡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金融市场稳定发展，便利两岸经贸往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两岸金融监督管理与货币管理合作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全文)

4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南京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全文如下：

台湾地区《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实施五年在大陆法院的落实情况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实施五年来，在大陆法院的落实情况。五年来，台湾地区请求司法互助案件量每年在6000---7000件之间，台湾地区几乎所有法院均已通过两岸司法互助途径向大陆法院提出送达或取证请求，大陆所有省份法院均向台湾法院提供送达或取证协助。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问题新探讨

近些年,海峡两岸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和互助,对共同依法严厉打击跨海峡两岸的犯罪活动,保护海峡两岸居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涉外犯罪逐渐增多、分裂国家的犯罪时有出现、刑事犯罪的侵害范围日益扩大等新情况的出现,《南京协议》等对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规定表现出滞后的情形,"共同打击犯罪"之性质界定及其规定存在不足。对此,应以合适方式明确规定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形式,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中排除"互惠原则"的适用,调整和改进"协助侦查"措施,以便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创造条件。

论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问题

全球化的进展虽可促进国际社会互动关系更加密切,但同时也提供犯罪活动向外滋延的有利条件,使得犯罪型态趋向多元化、国际化、组织化。特别是在此两岸经济迅速发展及交流频繁下,两岸的洗钱犯罪明显有扩大趋势,洗钱者利用两岸在司法与管制上的差异,将洗钱活动移往之间,达成漂白黑钱、逃避司法追缉之目的,而目前两岸使用最频繁的洗钱手法,便是利用地下通汇方式,将资金游走于两岸。至于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困境,便在其"跨境"的字义上,从犯罪人的角度而言,跨境洗钱犯罪的实施,便意味着增加执法机关诉追的困难并降低自己被捕的风险。因此,面对此跨境治理缺口,即"管辖权的缺口"、"参与性的缺口"、"诱因性的缺口"及"功能性的缺口",未来两岸为了有效防制跨境洗钱犯罪,应以全球化治理的观点来检视两岸跨境洗钱犯罪的问题。所以,在立法政策面上,多做沟通、相互学习,并可参照联合国相关公约,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藉以缩小彼此法制的落差,以弥补诱因性的缺口。在司法政策面上,须强化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引入刑事诉追的移转管辖,以弥补管辖权的缺口。在实务执行面上,应建立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合作平台,藉以建构防制跨境洗钱犯罪合作网络,以弥补功能性及参与性的缺口,共创两岸人民双赢的局面。

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基本特点

2009年4月26日,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创造性地规定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的新模式,协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诸多创新性规定。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迈入常态化、法制化轨道,对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从《金门协议》到《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

《金门协议》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准刑事司法协助性质的区际追逃合作协议,但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和深入,《金门协议》已经不能适应两岸打击犯罪和司法合作的需要。2009年4月26日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创立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的新模式;协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诸多创新性规定;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迈入常态化、法制化轨道,将对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对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的思考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直接推动了两岸之间共同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工作由个案合作方式向机制化合作模式的转变。当前两岸跨境有组织犯罪的重点从严重暴力犯罪转向从事"黑色经济",以谋取高额"黑色利润"为目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的途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呈现出内外合流等特点。两岸必须从"缩小保护服务市场"着手,达到"孤立黑金"的效果,使黑社会组织无法生存于合法政治体系。两岸在司法对策上可以各自成立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进一步配合政府机关的力量,便于联系协调,同时还应积极推动两岸司法人员定期交流、完善两岸罪犯追逃制度。

两岸民事调查取证互助问题——以“取得证言及陈述”为例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了两岸调查取证互助问题。"取得证言及陈述"是两岸民事调查取证互助的重要内容。大陆与台湾地区有关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的民事证据规定及其适用存在差异。两岸都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台湾地区还规定了证人的拒绝证言权;两岸关于作为证据的陈述的规则都经历了发展完善的过程,且表现出内容的趋同,但在具体适用时的评估标准可能不尽相同。根据司法互助的法律适用机制,两岸相互协助调查取证应主要适用受请求方相关规定,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例外适用请求方相关规定。因而,须对上述司法互助协议中规定的"依己方规定"、"依请求方要求"、"尽力"等作具体分析与解读。

海峡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困境和范围

在两岸遣返实践中,两岸对遣返性质的争论、遣返规范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两岸对遣返对象的争论,是制约两岸刑事犯遣返机制顺利进行的三大困境。遣返的对象主要是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但还存在一定的限制性条件。

两岸司法互助的协议与实施

两岸在2009年4月26日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对于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及相关程序均有所规范。在本协议签署以前．鉴于两岸的司法机关均无法从此岸到彼岸行使司法权的现实情况．对于涉及彼岸的司法活动如何获得彼岸司法机关协助的问题．一直受到困扰．如何有效打击犯罪、送达司法文书、调查证据及执行法院判决或仲裁判断等，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两岸刑事司法互助有关人员遣返的法制架构

刑事犯之遣返,是两岸之间发展最早的司法互助,也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重点之一。二十几年来,从个案到制度,从实务到理论,至2009年4月26日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建构了制度化、规范化的遣返机制。本协议仅系框架性及原则性规定,并纳入若干国际司法互助原则,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已订颁"海峡两岸缉捕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业要点"作为执行之规范。惟鉴于两岸关系之特殊性以及制度和法律的差异性,两岸间应进一步建立法制层面的共识,完善内部立法,发展理论研究,加强协作与配合,以有效执行遣返作业,达到追逃的目的。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协作机制研究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是目前侵财型犯罪中增速最快的犯罪类型，已成为《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以来侦查协作的主要案件对象。目前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协作存在受害面广、侦破全案和抓捕难度大；搜集固定现场证据不易；查询冻结追缴赃款的成功率不高；准确定性、适用法律困难等问题。对此，可以从确立两岸执法部门直接对话通道；两岸联手组建专案队伍；建立跨境、跨国犯罪资料库；明确管辖分工和两岸执法收益分配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侦查协作。

谈两岸刑事法律共进

随着两岸的互动交流不断深入并且日益广泛,跨境犯罪成为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岸于2009年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两岸必须就双方刑事法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其中,两岸刑法关于组织犯罪与犯罪构成方面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强化司法互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推动两岸刑事法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