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海左七贤”的隐逸情怀与仙道意趣

魏晋时期隐逸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以及高丽王朝中期武人执政后的政治高压,促使李仁老、林椿、吴世才等人效法“竹林七贤”,以“海左七贤”之名组织竹林高会,表达隐逸志趣。这让本就带有鲜明隐逸色彩的庄子和陶渊明在高丽王朝获得空前关注,并受到不乏李仁老这样的文学大家的喜爱和模仿。而无论是李仁老在诗歌中对仙道元素的化用,还是林椿为高丽道人李仲若撰写生平,都沾染着浓厚的仙道色彩,隐约透露着他们与道教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

高丽后期“海左七贤”宗宋诗风论析

高丽后期的"海左七贤"不仅从理论上明确倡导宋诗,在创作上也有宗宋倾向。其汉诗的主题意蕴深受宋诗人影响:伤时悯乱的政治诗体现了忧国忧民的宋诗情韵;咏怀诗蕴含了源于宋诗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写景、咏物诗具有宋诗的尚意倾向。另外,其诗歌的题材内容还具有生活化、谐谑化的宗宋倾向,在艺术风格、技巧上,体现了重学问、擅用典,重个性、求创新的宋诗因子。"海左七贤"对宋诗着力创新、自成一家的创作精神的继承是其与宋诗本质上的最契合之处。

竹林七贤与海左七贤诗歌内容比较研究——以嵇康与李仁老作品为中心

竹林七贤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团体,他们生活在动荡的魏末晋初,崇尚清静无为的生活,以高山仰止的品行为世人所称赞。朝鲜高丽末期的海左七贤是与竹林七贤在理想情趣、思想品格上存在很大相似性的文人群体,两者虽相隔千年,却由于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共同的遭遇而在思想与创作方面存在共鸣。诗歌是两者创作的重要部分,其诗歌体现的情感有共同之处:都不满当权者把控政治,充满浩然正气,以及即使得不到赏识也不愿为了显贵而阿谀奉承的精神;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无奈选择归隐,表达了在精神上寻求超脱与自由的愿望;同时,他们都将崇高的品格当作人生重要的价值追求。但支撑两者创作的思想根基却是不同的,在对待为统治者所用的儒家正统礼法观上,两者有不同的态度,这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高丽中期“海左七贤之四”形象重建

吴世才与咸淳是七贤中的长者,都曾奖掖过李奎报,但两人个性截然相反,吴狂放傲岸,咸敦厚质朴,命运也因而有了穷困潦倒与平淡顺遂的不同。李仁老早年个性似吴,有意疏离武人政权,晚年则幡然悔悟,谨言慎行,官至内翰,成为武人政权的合作者。皇甫沆才兼众美,被林椿视作青出于蓝的未来文坛主盟者,却终究默默无闻。七贤是性理学传入高丽之前文人个性飞扬、文采风流的终结者,因此他们的行为活动、文学创作以及个人形象,比此后的李奎报、李齐贤等更有标本意义。

海左七贤与竹林七贤隐逸情怀之比较——以李仁老、林椿和阮籍、嵇康诗歌为代表

文章对中国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与朝鲜高丽时期"海左七贤"的代表人物进行诗歌比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背景极其相似,其诗歌中都表达了诗人的隐逸情怀,但是其中的归隐又有细微的差别:嵇康和阮籍的隐逸更多的是受魏晋玄学的影响,李仁老的隐逸诗中有佛、道的双重影响,而林椿诗中的隐逸则更多的表现出禅意。

高麗時期海左七賢形象重建系列之二——林椿、李湛之與趙通

海左七賢標示着高麗中期的文人風範。七賢之中,林椿最具詩人風度,他屢舉未第而以創作爲終身事業,其詩歌呈現出七賢在野時期的審美追求,也代表了高麗布衣詩人創作的最高成就。李湛之頗有酒仙風範,他在當時文人的詩酒高會中發明了'唱韻走筆'的創作方法,其敏捷程度甚至超過李白的'斗酒詩百篇',呈現出高麗文人在漢詩創作方面能够達到的熟練水準。趙通深諳吏隱風味,居宫而樂於山水、耽於佛教,是個超脱而仁智的長者。他們個性鮮明、風采迥異,體現出高麗中期的文人風貌,這種風貌在性理學日漸興盛的高麗後期以及朝鮮時代逐漸消失,成爲無法複製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