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汉海权论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建构

美国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后,在近代重商主义思潮、传统海权观念、海洋局势及国际格局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经历了本土化建构的过程。清末,出现竞争利权和守土防御的海权思想,并扩展了海权的内涵,引申出领海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含义。民国前期,海权论的本土化建构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后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探讨列强海上军事实力的博弈。民国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根据战争形势论述了海权与陆权、空权的关系,对马汉海权论进行了补充,从而形成了陆海空三者结合的海权理论。国人还根据新的海权理论,对本国海权建设建言献策,提出了以本土防御为中心,包括内外线互补、海陆空结合的海权建设战略,这为战后收回台湾岛和南海诸岛、恢复领海主权提供了思想基础。

美国海权合作战略视域下的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

海权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重要的地缘政治流派。继马汉“海权论”和莱曼“制海权理论”之后,美国海权理论在后冷战时代以海军战略转型为核心进行了新一轮发展与演进。海权合作战略是这一时期美国海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海军分别于2007年和2015年颁布了两个版本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拜登执政后,美国开始在实践层面强化推进海权合作战略。2021年成立的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是一次重要尝试,为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提供了实践案例,也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须采取有效反制措施进行对冲,使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董贝父子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海权想象

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以现实的或想象的方式卷入了英国的海权建构尤其是英国的海洋贸易霸权的进程: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幅英国商人群体或普通人卷入帝国如火如荼的海洋贸易扩张的“辉宏”图景,并积极渲染“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巨厦“华丽的”图景和伦敦金融城的繁华“盛景”,以此来展现19世纪大英帝国的海洋贸易霸权的现实,从而通过小说撒播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权观念。

战后以来东北亚海权与陆权地缘政治秩序的重构

经过战后以来的长期演变,尤其是自冷战终结以来,东北亚海权与陆权地缘秩序的中心已从大陆转向海洋,海权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这主要表现为:区域国家对海洋的战略性认识提升,纷纷制定并推进海洋发展战略;岛屿与海洋权益争端突出且频发;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海洋战略竞争加剧。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海洋霸主直接介入地区海洋争端,维护自身在东北亚的霸权。美国军事战略基调由竞争转向威慑,确立了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的“一体化威慑”大战略。东北亚地区海上安全风险正在升级,地缘热点和海上风险点已渐成互联迸发趋势,朝鲜半岛问题与东海、台海、南海即“三海一半岛”风险已现联动的苗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热点问题往往具有矛盾突出、危险性大、外溢影响明显等特点,对于整个地区安全态势具有“破窗”效应。当前东北亚的地缘风险恐怕会对中国的主权安全或国家利益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需要及时制定科学完善的东北亚海洋安全大战略,加强海上软硬实力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探索构建东北亚海洋安全秩序的新路径,推动共建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

“交通海权”的概念阐释及其体系

海权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发展和丰富。在此基础上,“交通海权”的概念在海洋开发和利用实践中日益发展。然而,“交通海权”并非西方海洋战略学家视野下海权概念在海洋交通领域的延伸,而是符合当代法律发展、具有独立含义的概念。“交通海权”是指主权国家所拥有的与海上交通事业相关的权利和维护该权利的力量。“交通海权”与海权在所提出的时代背景、内容、目的和相对性方面有区别,两者虽然都包含海洋力量,但海权中的力量侧重于霸权性海洋力量,而“交通海权”中的力量侧重于防卫型海洋力量,其内容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交通海权”概念的法治阐释,赋予时代背景下海权以新的内涵和战略意蕴。我国应积极通过以下路径参加北极航道的建设和开发以维护并发展我国“交通海权”:以“冰上丝绸之路”为载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北极相关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制定;以我国优势力量为支撑参与北极航道的建设与开发。

海权发展模式研究与中国海权理论构建

从海洋国家发展史来看,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即,英美型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模式、日俄型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模式、印度型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模式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海洋国家模式。这四种海权发展模式,对中国构建海权理论有重要启示。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在建设海权理论过程中,应为新型海洋秩序提供物质公共产品以及精神公共产品。中国应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发展“有限海权”,注重海陆均衡协调发展,加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权理论,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发展”,推动建设“一带一路”。

从制海权的影响谈我国海权的战略调整

海权问题逐渐引起国民的重视,其对开放型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观察制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汲取必要的教训与有益的教益,当今中国海权问题的发展可从中得到启示——转变传统陆权观念,塑造海权思想。根据现实需要,中国海权战略可做适当的调整,而调整的关键在于:建设强大的远洋海上军事力量、使海外贸易与海上军事力量形成良性互哺、海权问题应着眼解决台海问题但更应着眼于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

现代海权与国家海洋战略

经济全球化时代 ,对以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制海权维度为切入点而形成的传统海权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作者认为 ,必须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和海洋能力为切入点转换海权形成机理的探寻维度。基于海权资源、海洋战略和海洋能力的现代海权理论的内在形成机理是 :国家通过动态的海军和海洋战略整合静态的海权基础资源 ,不断创新 ,实现着国家控制海洋、利用海洋、由海向陆的能力 ,促进国家繁荣昌盛 ,并最终形成在海洋中现实的、随时可用的强制能力。

海权论与俄罗斯海权地理不利性评析

本文概要介绍了马汉的海权理论及俄罗斯的海权思想与实践。提出海岸条件、出海通道、海岸间的地理联系是制约海权发展的三个最直接的地理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俄罗斯的海权地理状况，指出俄罗斯海权发展存在显著的、巨大的地理制约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海权概念与内涵研究述评

自从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A.T.马汉在1890年首次提出“海权”这一概念以后,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国内外的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随时代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着国际海洋秩序及其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海权发展所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海权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研究海权问题首先要明确海权的概念与内涵。

清末“海权”概念考释

清末“海权”概念传入中国,其最初意指海上权力,即海洋空间的政治强制力。1900年,马汉的“海权论”被译成中文发表,但并未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经过1904年日俄海战、中德在山东洋面的渔利之争,“海权”概念逐渐由知识界、翻译界走向社会舆论,其含义也由“海上权力”扩展到“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在1907年开始的清政府与葡萄牙关于澳门水界的争端中,领海权引发国人关注,而海权的含义则进一步泛化。

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

中国究竟能成为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海权国家?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战略界的高度关注。然而,海权是什么?决定海权发展的要素有哪些?如何客观评价中国海权发展的起点和现状?这些都是远未澄清的重大命题。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拘泥于经典,或过于追求创新或特色,导致缺乏一个公认的思维范式,因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结论。本文意在还原海权的概念本质,梳理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先天禀赋、时代背景、军事技术和国际环境四大重要条件,归纳当今世界衡量海权强弱的四大类12项要素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海权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大幅提高了自身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的地位,在海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成就,已具备了一个海权强国的崛起基础。基于对国内外条件和中国实力的客观分析,中国有望在下一个30年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但必须进行范式、技术和制度创新。

日本海权扩张与对英美的两面制衡外交——以1927年日内瓦会议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从一战后恢复元气的英国企图“重返太平洋”,这造成了英国与美日之间的战略竞争,其中以英美博弈尤为激烈。日本作为相对弱势国,觉察到英美矛盾上升的战略态势,于是在1927年日内瓦会议上趁机采取了制衡英美的外交策略,即在英美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在提前修改《五国海军条约》问题上支持美国,而在巡洋舰议题上以斡旋英美矛盾为由提出突破《五国海军条约》的设想。谈判后因英美矛盾无法调和而破裂,日本渔翁得利,可以继续其无限制地建造辅助舰艇。在一战后多极权力转移的国际大变局中,日本在日内瓦会议中利用对手矛盾、两面制衡的外交具有重要影响,它助力了其海权扩张之路。日本海权扩张的暂时性成功与后来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表明相对弱势国如果放弃既定的外交策略,而走向四面出击的侵略扩张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个体与整体海洋观:马汉海权论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差异比较

马汉海权论属于个体海洋观,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属于整体海洋观,二者在文化理念、分析视角、决定论及战略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海洋观立基于个人主义文化,渲染文化优越论和冲突论,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元且暗含人类中心视角,强调唯心主义的命定论并在各方面鼓吹冲突性的战略指向。整体海洋观立基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文化平等性及包容性,以共同体作为理论分析单元且明确人海统一视角,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命运论并在各方面倡导合作性的战略指向。了解两种海洋观的差异有助于认识当前中美两国海洋战略的内在逻辑并开展相互间的交流与对话。

竞争导向视角下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转型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以海权为中心的大国海洋竞争日趋激烈,美西方国家对华新冷战思维浓厚,强化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与行动,我国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新挑战。面对海洋安全的新情势,我国应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扬斗争精神,构建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在战略环境、战略原则、战略任务、战略目标等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新时代国内外多重因素积聚,为我国构建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提供了巨大动能和支撑条件。构建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在实践中需要坚持海权发展原则,树立海权竞争意识,优化配置海权资源,着力提升海权能力,全面统筹海洋外交,努力为我国海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有助于促进我国海权的发展与进步,有效规避追赶陷阱,提高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积极塑造新型海洋秩序,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海洋安全公共产品。

海权性质、海权结构及海权系统

海权的性质是关于权利与权力的综合体,无论从排他性及共有性角度来考量,都有其学理、法律及历史上的意义.海权的结构可以从学理上来考量,更需要从现实角度来考量,甚至包括软海权与硬海权的关系.海权系统更为复杂,既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存在层次性与结构性的关系、开放性与稳定性的关系、以及海权系统的目的性与自组织性的关系.

西方近现代海权理论及其对我国海权安全战略构建的启示

随着当今国际格局中海洋战略意义的提升与亚太地区海洋权益纷争的升温,海权论一再成为备受推崇的战略思想。以马汉海权论为主的西方海权思想所主张的海权对国家盛衰及历史进程的作用及其内在的动态内涵是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以美国和日本为典型的一些西方国家正是在充分运用海权理论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海权安全战略的布局。美日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并行不悖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海权观及构建中国海权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杰斐逊的海权思想和实践研究

杰斐逊本是反对产业经济和大海军发展的重农主义者,但在19世纪初任总统后,远征地中海攻打海盗,推动美国海权活动的实践发展;主持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推动了美国外贸发展,为美国国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在政治实践中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卸任后,杰斐逊重视工业贸易、海军海防,赞同海外扩张。杰斐逊的思想虽然算不上成熟的海权理论,但是体现了美国早期海权萌芽及相关思潮的时代特征。

海权视域下印度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理念、路径与成效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掌握印度洋海权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本目标。为实现其海权抱负,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力图借此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并排挤域外大国。为提升其海权,印度在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中试图树立“友好警察”形象,强化其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重点加大对印度洋地缘政治热点地带的安全治理投入,并利用区域安全治理限制特定大国的影响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通过上述措施,印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权,但其在安全治理中“夹带私货”的行为也对印度与部分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