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湖泊与海水鱼类养殖的环境效应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英文)

在我国,鱼类养殖是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鱼类养殖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对水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表明:鱼类养殖对养殖区鱼、浮游生物、水生植物群落结构和水质变化有重要影响。现在,几乎所有的鱼类养殖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鱼类养殖的环境效应和渔业管理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渔业管理不再仅仅是通过开发资源以获取最高产量。 面临挑战,人们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从传统的渔业管理转变到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将渔业纳入生态系统管理以保障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实行海水健康养殖模式 实现养殖和环境协调发展

积极发展海水健康养殖业是转变海洋渔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海洋渔业的战略选择。笔者在界定海水健康养殖业概念的基础上,比较了健康养殖与传统养殖两种模式,指出海水健康养殖能有效利用海洋环境的自净能力,降低传统养殖模式引发的外部不经济性。

基于3种生物指数的三沙湾养殖活动底栖环境效应研究

为考察我国东海区最为典型养殖海湾三沙湾养殖活动的底栖环境效应,本研究根据2016年8月航次41个样品采集站位的数据,分析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H′)、海洋生物指数AMBI(AZTI’s Marine Biotic Index)和多变量海洋生物指数M-AMBI(Multivariate-AMBI)在4种典型水域(网箱、海藻、鲍鱼养殖和无养殖水域)间的差异及其与沉积物环境因子(δ^(15)N、δ^(13)C、C/N比、总有机碳、总氮、总磷、硫化物、含水率和粉粒-黏粒比例)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航次共采集74种大型底栖生物,H′介于0~3.51;物种多属环境敏感类型(AMBI方法中EGⅠ和EGⅡ生态组),AMBI指数介于0~4.13,M-AMBI指数介于0.30~0.77。3种生物指数的分布水平表明此海域总体底栖生态质量良好,仅在局部水域存在显著扰动。Kruskal-Wallis检验显示仅H′在不同类型水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后续配对检验(Pairwise comparision)显示大黄鱼养殖水域H′显著高于海藻养殖水域(P<0.01)。基于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仅H′和M-AMBI指数分别与总磷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站位在聚类图中随机分布,聚类结果未体现出采样水域的差异性。综上,基于3种生物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三沙湾内网箱等典型养殖活动未对区域底栖生境质量造成显著影响。

我国海水养殖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如何实现海水养殖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前人研究海水养殖生态效率时,较多关注对环境非期望产出的衡量,较少考虑海水养殖的环境正外部效应。以海水养殖碳汇量作为衡量海水养殖环境正外部效应的期望产出,以海水养殖氮、磷污染产出量作为非期望产出,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2008~2017年我国海水养殖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回归模型,通过构建海水养殖专业化程度、规模化程度和集约化程度三个变量衡量海水养殖生态效率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综合考虑科技、经济、管理、外贸等外部影响因素,考察海水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考察期内我国海水养殖生态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总体尚未达到最优状态;(2)不同海域海水养殖生态效率均值存在显著的阶梯式区域失衡;(3)海水养殖规模化程度与科技管理水平对海水养殖生态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海水养殖专业化程度、集约化程度、培训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贸依存度对海水养殖生态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海水养殖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从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科技研发与推广投入、加强海水养殖进出口与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改善我国海水养殖生态效率的对策建议。

海湾扇贝引种工程及其综合效应

回顾了海湾扇贝(Argopectenirradians)引种的社会与学术背景、引种、产业化和种质复壮等过程,探讨了引种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产生的综合效应。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缓解我国黄渤海海域养殖业面临滑坡的态势,我们选定并引进了美国的海湾扇贝。在实现人工繁育技术系列化和养殖过程全人工化的基础上,世界上第一个海湾扇贝养殖业从此成为我国浅海养殖的支柱产业之一。引种工程在东海和南海也得以拓展且颇见成效。养殖群体的种质复壮,为该产业持续发展奠定了“种质”基础。尚未发现海湾扇贝在中国海形成自然种群,表明该项引种工程不会对本地种的种质和资源造成负影响。其生态环境效应主要体现在因产生大量生物性沉积而导致的自身污染,但与近年的栉孔扇贝大规模死亡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该项引种工程瞄准了国家需求,产生了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提高了我国贝类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海湾扇贝引种工程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并将产生持续。

欧盟环境税改革,有何新进展?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政府更多地选择采用市场激励工具——环境税,来促进绿色增长。环境税,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矫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将外部效应内部化,激励经济实体进行理性选择。基于收入中性原则的双重红利理论表明,通过环境税改革,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可以实现绿色增长。

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绿色水平的影响及机制

中国传统海水养殖仍未从根本上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已成为制约其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环境规制是实现海水养殖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核心工具。本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博弈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PSR-ANP方法测度海水养殖绿色水平。在此基础上,选取沿海地区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绿色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绿色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不同规制工具的作用方式不同,命令型环境规制为立竿见影的治标之策,市场型环境规制为润物无声的治本之策,2种规制方式恰当组合实施方能标本兼治。③从时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④环境规制通过压力减缓机制、状态调整机制与响应提升机制作用于海水养殖绿色水平,当前中国海水养殖的响应提升机制尚不健全。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提供参考依据。

环境政策对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影响及机制

准确评估环境政策对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影响,探寻政策影响机理是科学制定畜禽养殖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环境政策对中国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①自2014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环境政策有助于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排放;②一系列环境政策对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削弱作用存在主体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环境政策在初始污染水平较高的省份、畜牧大省以及东部省份的影响效应较为明显,在初始污染水平较低的省份、非畜牧大省以及中西部省份的影响效应不明显;③环境政策实施使得养殖总体规模下降、规模化程度提升以及养殖结构调整,进而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排放,而环境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难以进一步起到减少养殖污染排放的作用。据此提出要提高中国畜禽养殖环境政策的政策效率,需要进一步以差异化政策促进区域畜禽养殖污染的协调防治,挖掘规模化养殖、技术进步在污染防治中的作用,此外要高度重视生猪养殖污染防治问题。本文不仅为畜禽养殖环境政策优化调整提供定量化参考,还为推进适度规模化养殖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香山科学会议第340—343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09年2月11日至2月27日,香山科学会议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可持续海水养殖与提高产出质量的科学问题"、"神经发育与疾病"、"宇宙线物理的若干前沿问题"和"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东亚板块汇聚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的第340—343次学术讨论会。本文对这4次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