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的体系构建、发展与完善对于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多样化且不断涌现的海洋问题与纷争方面存在诸多内在不足与局限性,如治理理念落后、治理结构失衡、治理制度缺失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动力不足、效能有限,迫切需要革新。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其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共同利益内涵能够化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现存困境,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迈向高效、有序和公正的善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海洋治理领域的智慧与创新能力。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

新形势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海洋治理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普芬道夫自然法哲学中的社会性义务要求社会主体承担不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普遍义务,具备此种消极调和特征的公平原则强调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关系保持一致,主要表现为在承认变化的基础上适应变化。通过将适应理念嵌入海洋法体系,补充法治理念的内容,并表现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海洋法将更加灵活地调整权利义务关系。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具备内在延展性,能够为解决南海问题、日本倾倒核污水等海洋危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思路。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海洋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拓展。中国需要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适时调整立场态度,通过建立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转化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实现国内涉海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相互协调。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的现实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前全球海洋污染形势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阻碍海洋污染治理合作,打破僵局,建构全球海洋污染治理体系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基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困境,运用地缘影响力模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的现实基础,在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设计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的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全球海洋污染面临海洋污染治理滞后化,规则制定不合理化以及治理格局差异显著的困境;②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的现实基础包括日益夯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提升的蓝色影响力以及在国际海洋污染治理合作,国内海洋污染治理中的经验积累;③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路径是依托“一带一路”构建海洋污染治理平台,通过规则制定全局化,治理过程丰富化,体系革新阶段化焕新全球海洋污染治理体系.

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现状、困境与对策

百年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变革广度与深度展开,世界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面临着复杂的变化与深刻的挑战。当前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如治理理念缺失、治理结构失衡、治理机制失常、治理组织失效等,难以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海洋安全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身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征程中,深度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既是必然选择,也是责任担当。为此,中国应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找准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定位,通过推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理念更新、构建多中心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格局、增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机制运行能力、提升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组织的权威性等途径,助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秩序的改革与完善。

从《海洋自由论》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嬗变与路径选择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改变了西方数百年的国家海洋支配思想,其中倡导的“公海自由”原则也为世界各国所遵从和支持,并成为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58年的《公海公约》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海洋自由”思想,然而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本质上是海洋大国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实际运作中损害了国际海洋公平与利益。在全球海洋公域维持了长时期动态平衡的当下,基于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衍生出来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导向也开始由“公海自由”转变为“公海共有”,即海洋公域内的一切存在皆处于共存、共治和共享的互动体系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人类海洋参与原则的“最大公约数”,在构建新的海洋秩序过程中彰显着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全球海洋治理的国家参与: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国家是全球海洋治理重要行为主体,价值观念、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国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价值-权力-制度”互动分析框架,并基于价值、权力、制度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认为在价值维度上,国家因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等要素决定其参与观念;在权力维度上,取决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结构分布;在制度维度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各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法则,以其为核心的国际海洋制度体系是国内法国际化、国际法内部化的演进结果。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规划、短板与路径——以上海、青岛、深圳为例

伴随着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事业的深化、“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共建阶段,中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海洋治理角色与功能凸显,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支点”。上海、青岛、深圳等代表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已将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视为重点任务,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政策目标与发展规划。针对海洋治理经验不足、海洋治理软实力有限、海洋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弱等短板,上海、青岛、深圳应以塑造城市“海洋力量”为目标,通过构建多层级合作机制、开展城市外交活动、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培育海洋综合治理力、塑造海洋事务影响力、凝聚海洋经济开放力,全面设计以区域路径、外交路径、科技路径为支柱的中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路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显现出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性与优势扮演着“决策斡旋者”“服务参与者”“舆论引导者”和“中立监督者”的角色全面地参与到海洋治理的政策制定、实施执行、服务保障与监督机制之中。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应充分认知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海洋治理的独特意义,注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提防非政府组织“政府化”,避免其落入“大国垄断”的泥淖,同时要不断强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联系。

多层级主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探究——读梁甲瑞《南太平洋海洋治理及其当代影响》

全球海洋治理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起步,但关于全球海洋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并不可观。《南太平洋海洋治理及其当代影响》一书对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论进行了尝试,并结合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治理实践进行相互印证。然而,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因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破碎化而很难具有真正的普适性,无论是全球海洋治理实践还是全球海洋治理理论都处在完善的过程之中。该著以山东为例,提出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观点颇具新意,但是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组织架构的转型而具备海洋治理的职能仍是一个关键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变革趋势与中国应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已过40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呈现出碎片化、治理内容的倡导性总体上大于约束性、治理规则间的体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崛起,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新问题不断涌现,推动着全球海洋治理变革发生。中国作为IMO(国际海事组织)连续第17次连任的A类理事国,秉持“共商共享共建”理念,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海洋共同逻辑观是解决当下治理体系中种种困境的一剂良方。但西方发达国家海洋霸权主义的扩张、孤立主义回潮等因素,限制了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构建,阻碍了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变革潮流中的地位转变。为有效应对“逆全球化”趋势、保障自身海洋权益,中国应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为未来海洋的可持续发展谋篇布局。首先,中国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切入点,大力发展海洋环保科技,以先进的科技水平为维护海洋环境保驾护航;其次,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共同逻辑为指导,对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后,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等方面的能力,扭转中国在国际条约规则缔结中的被动地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海洋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基于国际局势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应该提倡和平合作和谐的价值导向,树立共同的全球海洋治理目标;坚持开放包容态度,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海洋国际合作;肩负大国担当,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及中国因应——以“全球塑料公约”谈判为视角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愈发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通过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进行治理已成为缓解海洋塑料污染危机的重要方式。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在经历了生成和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全球塑料公约”谈判的关键阶段。结合已有“全球塑料公约”四次政府间会议谈判内容,其争议焦点主要体现在对塑料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法的采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的平衡、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全球合作的实现和“全球塑料公约”执行保障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在后续“全球塑料公约”谈判进程中,我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强化我国在“全球塑料公约”谈判中的议题引领作用。同时,我国还可以“全球塑料公约”谈判为契机,适时推动东海、南海海洋塑料污染区域性立法进程,加强我国与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中的双多边合作,并为全球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贡献更加有效的国内立法实践。

全球海洋治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海洋具有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全球海洋治理不仅呈现主体多元性、客体多样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而且其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多维度性、整体性、自组织性,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从地域范围、物理空间、管辖权及领域议题等维度对复杂多样的海洋治理问题梳理与分析,可揭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局部海洋与整体海洋、国家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实现全球海洋善治,正确处理好人海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行路径。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全球海洋生态安全形势与治理研究

当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理念滞后、国际立法规则效力不足、国际格局调整带来的治理体系矛盾以及政府国际责任缺失等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主权国家意愿不足、国际立法松散、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国家主义盛行。破解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建立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规则,优化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新态势与中国的选项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和独特形态,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由来已久且正在持续演化,其实践开展和效应彰显是海洋秩序稳定、海洋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通过整体追踪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在政治、经济、科技和生态等多领域的新近发展可以发现,压力和动力、机遇和挑战都复合存在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全过程和全领域之中。全球海洋安全治理需要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升新态势的积极张力,不断向前推进。中国是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在新时代需要采取新策略和开展新实践以深度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作出中国贡献和实在助力。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路径探讨--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重大战略部署。海洋塑料垃圾已经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重大难题。基于此,分析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现状,结合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指引原则进行辨析,并围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完善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困境的“三维”超越

全球性海洋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海洋面临严重的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和可持续发展难以维持等挑战。全球性海洋问题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并逐渐形成了治理体系,但现行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海洋问题上存在诸多困境,如治理理念滞后、治理制度存在多重缺陷以及治理主体仍是“中心-边缘”结构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成效不足。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合作共赢”“共同利益”和“公平正义”能够实现对现存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主体结构所面临困境的超越,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了理念支撑和制度保障。

“中和位育”: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遵循

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海洋领域的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海洋治理既存在理论的困境,也面临实践的挑战。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加速推进都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遵循正确的价值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中和位育”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谐”“有序”“发展”的优良传统,也具有穿越历史的时代价值,在构建和平海洋环境、建立和谐人海关系、实现共赢外交关系方面引领全球海洋治理朝着安定有序的方向发展,必将对全球海洋治理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全球海洋治理逻辑缘起与实践框架建构

海洋领域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是推动全球海洋政治化的重要驱动力,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海洋问题。面对全球海洋问题的挑战,海洋领域国际化进程率先作出反应,国际海洋治理应运而生,但治理主体仅为国家。由于国际海洋治理呈现部分失灵,客观上刺激并鼓励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治理的补充角色的出现,国际海洋治理迅速上升为全球海洋治理。全球海洋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它的界定需要借助全球治理概念。通过目标——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追求,规制——有约束力的“准绳”,主体——多元化的实践者,客体——全球海洋问题,及对全球海洋治理进行的效果评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实践框架,从而能系统地认识全球海洋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