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互动研究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自由贸易区,支持海南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海南建自由贸易港必然会促进海南与南海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尤其是海洋合作,从而使得建立新的海洋治理模式、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成为较好选择。依据自由贸易港与南海海洋共同体基于地缘政治经济联系的空间重构、海洋经济合作、海洋产业互补、海洋要素交流等既定事实,对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构建海洋共同体的互动机制、地缘政治经济效应进行探讨,可为推动环南海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助力。

“一带一路”视域下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研究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南海,而解决南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南海海洋共同体。在分析当前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基础和优势后,运用实证分析法证明,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具有增长效应,能够为成员国谋福祉。当然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果成员国拿出诚意,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智慧和合作精神,南海海洋共同体建设必然会取得成功。

海洋命运共同体研究综述

随着海洋相关治理理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近年来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逐渐构建起多重学术语境。本研究基于CNKI文献数据库,借用CiteSpace梳理了2016-2023年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和关键词的相关文献,围绕研究热点、前沿趋势、主题类别、未来展望四大方面进行综述。研究发现,自2019年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正式提出后,相关研究文献也在逐年增长,形成了历史溯源、法律体系、区域地缘、海洋治理新领域四大研究类别,深化了不同领域和尺度的国际海洋事务研究。为进一步充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彰显其号召力,未来研究建议从三个方向拓展:鼓励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加强“世界看中国”的相关研究、重视中国经验与技术的总结与输出。

从《海洋自由论》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嬗变与路径选择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改变了西方数百年的国家海洋支配思想,其中倡导的“公海自由”原则也为世界各国所遵从和支持,并成为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58年的《公海公约》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海洋自由”思想,然而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本质上是海洋大国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实际运作中损害了国际海洋公平与利益。在全球海洋公域维持了长时期动态平衡的当下,基于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衍生出来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导向也开始由“公海自由”转变为“公海共有”,即海洋公域内的一切存在皆处于共存、共治和共享的互动体系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人类海洋参与原则的“最大公约数”,在构建新的海洋秩序过程中彰显着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单边制裁对海洋命运共同体下海洋权益的破坏及应对机制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洋体现,其中包含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等一系列思想精华。系统地梳理我国海洋历史,就是梳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也就能更好地体会其中包含的海洋权益思想。霸权主义下的单边制裁不但历来被我国反对,更会对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海洋权益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所以我国必须更加全面地了解单边制裁的方法、效力和影响,进而找出更好的应对措施以防止其对海洋命运共同体下海洋权益的破坏。

习近平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习近平针对海洋战略形势深刻变革、海洋“公地悲剧”加重和海洋治理赤字凸显的困境提出的,旨在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与合作的新型价值观,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海洋观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一是提出坚持“合作共赢”海洋经济思维,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争夺海上霸权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路径;二是提出“以和维权”海洋权益观念,奠定了海洋关系由征服、对抗、支配、占有转向“共生”“共创”“共享”的思想基础;三是提出“人海和谐”海洋生态理念,从本体论意蕴上进一步阐明了人与自然相互生成的内在关联,同时丰富了对海洋生产力的认识;四是提出“陆海统筹”的海洋协同治理观,超越了狭隘文明观和“以海定陆”或“以陆定海”单向发展模式。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近年来,学界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表现为:研究视角多元,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样。但该命题提出时间较短,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关于提升海洋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研究,注重对海洋命运共同体产生条件的挖掘,深化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内涵与外延的提炼,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探究,加强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的探讨。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唯物史观意蕴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回应21世纪“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生”“人类如何在海洋领域协同合作”的重大时代问题,为人海和谐指明了路径和方向,对推动国际社会深化务实合作、共同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宁、永葆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的创新发展,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意蕴。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增进全人类海洋福祉——“环境、发展与人权: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

2023年9月26日,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外文局共同主办的“环境、发展与人权: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乍得、哥斯达黎加、智利、马达加斯加、斐济、阿根廷、莫桑比克、柬埔寨、巴西、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毛里求斯等2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政要人士、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参会,就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生态保护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达成广泛共识,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路径探讨--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重大战略部署。海洋塑料垃圾已经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重大难题。基于此,分析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现状,结合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指引原则进行辨析,并围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完善路径。

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浅议

南海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南海区域持久和平的协商机制、构建南海区域治理模式、谋求南海区域协同发展、保护南海生态环境、增进南海区域文化认同、建设开放包容的南海合作区域,共同建设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建构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南海周边国家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健全运行的法治体系、加大资金投入、输送优秀人才、达成惩戒和制裁协议、理性认知中国的南海地位等。

詹姆斯·卡梅隆的海洋想象和共同体美学

海洋作为人类文明的源泉,为人类的历史发展奠定基础。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擅长通过电影中的海洋想象深入地思考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他拍摄的一系列海洋电影不仅表现出对海洋主题的浓厚兴趣和丰富想象,还生动地传递出海洋的流动性、共生性以及崇高性。同时,绚丽的海洋影像展现出西方海洋文明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唤起人们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卡梅隆的海洋电影重申海洋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表达人类“重返海洋”的心理渴望。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条件准备与现实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延伸和实践,蕴含着中国特色治理观的变革逻辑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契合全球海洋治理的目标和需求,具有在国际层面推广应用的潜力和影响力。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机制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对国际海洋规则的完善与创新是中国特色治理观实践其核心价值的重要场域和契机。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的变革和国际规则的完善,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维护和谐海洋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在此进程中,逐步形成具有普世性、可推广的海洋治理机制和规则,实现中国特色治理观在国际层面的制度性安排。为此,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的宏观层面、规则制定的制度层面和国际合作的实践层面做出努力。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新的海洋文明

海洋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相对容易发展出所谓的“海洋文化”——冒险、重视商业、开放包容等精神,并推动了海上贸易、对外殖民和海上争霸等海洋文明的出现。但传统的海洋文明是海上贸易、殖民统治和大国争霸的混合体,其中包含的开放、进取、冒险、智慧,在一些条件下可能走向极端,变成排他、扩张、侵略和狡诈,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动荡不安时,“进取”的海洋强国很可能就会走上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道路。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海洋文化的积极因素,也要警惕海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海洋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现代彰显

海洋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有着自身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内涵较为丰富,包括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船舶工业精神体系、中国海洋文化史的演进脉络及其所蕴含的海洋精神、西方航海探险史在客观上所传递的积极的海洋精神等。它们滋养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深厚根基。同时,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彰显了中国海洋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自信,是海洋强国战略的理念升华,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习近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多维解析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顺应海洋和平发展时代潮流,直面当前多样化海洋问题,在现行海洋治理模式赤字凸显、海洋国家多元利益拓展需求等现实基础上提出的一项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伟大构想,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包括平等共建的海洋政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享的海洋经济命运共同体、包容共生的海洋文明命运共同体、权责共担的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风险共御的海洋安全命运共同体,既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着沿海国家的共同价值,对重塑海洋国际关系以及海洋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由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复杂过程,因此中国与沿海各国要从打造蓝色伙伴关系、拓宽海洋经济合作、协商制定海洋法规、共同研发海洋科技、携手构建海洋机制、推动海上力量协作等方面锲而不舍地加以推进。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北极公海治理的优化路径

北极公海治理是一项超越单一国家管辖范畴的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由于缺乏强制性的专门法规,各国治理理念存在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北极公海的治理面临许多困境,如治理机制滞后、治理价值取向私有化、存在搭便车行为及资源开发管理复杂困难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全球海洋治理的格局变化,为北极公海资源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与方法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明确治理价值取向,完善法规建设,建立合理的治理模式,改善北极公海治理现状。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理分析与法治建构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细化应用,呈现出“三维合一”、“三阶递进”和“三位布展”的共同体结构特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理意蕴丰富深刻,蕴含法理基础、彰显法治精神、凸显法治担当。在法治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全面把握海洋法治基础,明确海洋法治困局,以国际海洋法治视野统筹推进国内海洋法治与国际海洋法治实施,建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体系,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体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