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的体系整合

事后损害补偿转向事前预防成为跨界海洋环境损害救济体制的主要趋向。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和准予临时措施构成跨界海洋环境损害的预防性救济体系。然而,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面临无法弥补损害的证成困难、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义务模糊以及准予临时措施存在不确定性等困境。跨界海洋环境损害的国际争端印证了环境影响评价和准予临时措施互为参照的实践样态,进而表明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具有融合的趋向。不仅如此,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与准予临时措施在适用前提、预防性属性以及制度价值上的相通性,为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的体系关联性奠定了基础。在解构和重构语境下,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衡平激发了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整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即通过强化准予临时措施的制度价值、明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启动门槛及其内容,以此来优化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海洋环境损害的预防性制度:规则、司法实践与进路

为防范海洋环境损害风险,海洋环境损害的救济措施已尝试从事后赔偿机制提前到事中甚至是事前,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制度就此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显现。在依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部分搭建的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制度框架下,国际司法机构强化了预防性制度体系中的风险预防、审慎义务等原则性规定;同时通过创新性的临时措施程序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协商合作等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未来国际海洋环境治理应更加注重海洋环境损害风险的管控,进一步加深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整体性、体系化理解,在实践中发挥国际裁判机构的司法能动性,明晰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义务并合理运用临时措施保障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程序性义务的履行。

船舶溢油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以“塔斯曼海”轮溢油事故为视角

历时七年的"塔斯曼海"轮溢油案首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确立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该案体现了船舶溢油海洋环境损害赔偿面临"海洋生态损害"概念模糊、损害赔偿难以量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索赔存在交叉的困境。传统侵权法理论无法确定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更无法将海洋环境损害量化。尽管有关船舶溢油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侵权法无法解决的难题,但仍需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以期有效、及时地赔偿海洋环境损害。

第三人过错所致海洋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

有关第三人过错所致海洋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三种模式,不同模式所体现的归责原则有所不同,体现严格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法》第68条的规定是最佳模式选择。为保护海洋污染受害人的利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1款在被修改之前,可参照美国立法和判例作严格解释。

船舶污染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研究

分析了海洋环境、海洋资源、海洋生态的含义,区分了资源损失与财产损失、渔业资源损失与渔业损失、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与天然渔业资源损失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洋环境损害”的定义,主张放弃“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的提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和天然渔业资源损害等都应属于利润损失之外的环境损害,而且对此种海洋环境损害的赔偿,只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

我国海上溢油事故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以船舶溢油事故为视角

海上石油开发及油轮运输中发生的事故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损害。以船舶溢油事故为例,中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面临"海洋生态损害"概念模糊、损害赔偿难以量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索赔存在交叉等困境。传统侵权法理论无法确定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更无法将海洋环境损害进行量化。尽管有关船舶溢油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侵权法无法解决的难题,但仍需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以期有效、及时地赔偿海洋环境损害。

论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大化

随着海洋环境损害问题日趋严重,引发的赔偿纠纷越来越多.求偿主体日趋多元化,公共利益纳入保护的范畴.我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面临着起诉难、起诉混乱、诉讼主体缺失的窘境,为此,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立足现实,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使海洋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大.

论海洋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了解国际损害后果责任的归责原则,首先从归责原则的一般理论入手探讨海洋环境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传统国家责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核心,但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过错责任已经无法满足海洋环境损害的新情况,而在国际法律责任的归责制度中引入无过错责任原则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经过论述,得出国际损害后果责任以包含绝对责任原则在内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为其唯一的归责原则,是一种符合国际法精神且合理的选择。

关于参加国际污染损害研讨会和海洋环境损害法律评定标准讨论会的情况报告

为加强各国对油污损害责任和赔偿责任的研究，促进各国法律和作法的统一，制订统一的国际规范，国际海事委员会92年9月20日至25日在意大利举办了“国际污染损害责任研讨会”和“海洋环境损害法律评定标准讨论会”。

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建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诉讼类型,存在权源不清、内涵不明以及专项立法阙如等问题。探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的逻辑前提。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二元建构,分别从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展开,是完善未来我国海洋环境诉讼制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将二元建构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结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我国环境诉讼类型整合的必由之路。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与环境行政处罚衔接机制探究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国家索赔与环境行政处罚具备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责任,因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层面上存有一定的重合性和关联性,给公法和私法的协同带来一定的问题和挑战。随着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施行,有必要理顺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注重在启动程序、主体职能、证据收集、赔偿规则等方面的协调联动,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建立科学合理的衔接机制。

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兼析《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14条第2款

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学界有公益诉讼说、国益诉讼说和私益诉讼说等不同观点。从《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的立法脉络、具体内容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为了维护海洋环境资源所有者国家的利益,由海洋监管机关履行海洋生态环保行政职责而提起的诉讼,其性质应为国益诉讼。鉴于第11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诉讼性质仍然模糊,建议修改第114条第3款,采用“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表述,以有别于第2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进一步明晰这两款所规定的涉海环境诉讼的性质。

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船舶活动可能引发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这就需要制定和完善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段鼓励相关责任人更加谨慎地操作船只,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结合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论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分析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履行原则及构成要件,并提出我国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建议,以期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法理基础、权利构造及规范表达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是构建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键因素。文章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属性、法理基础、权利构造和规范表达等方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开展研究。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说、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说和诉讼基础二元化说都无法完全解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并非民事公益诉讼,而是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要件不宜包括违法性要件,不宜盲目扩大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并应适当弱化“国家重大损失”概念,强化国家利益的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功能定位应界定为维护国家利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未来实施应贯彻陆海统筹理念,深入研究特定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鉴定评估和司法审查,制定专门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诉权基础:反思与重塑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虽然已确立,但对其性质的认识并未统一。综合学界观点,发现分歧核心在于诉权基础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实质源于海域国家所有权私权化视角与海洋环境公益保护属性的矛盾。对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后认为,海域国家所有权并非一种私法所有权,而是一种明示的公共财产权体制,其将海洋这种环境公共物品视为公共财产并防止其成为私法交易的对象,实质赋予国家的是以保护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公权力。相似地,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基于环境管制为公众保留了享有良好环境的公共利益,使海洋生态环境脱离自由获取,确立了一种隐含的公共财产权。因此,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是一种基于财产权的救济思路,其将海洋生态环境视作“公产”,政府基于对公共财产保护和管理的公权力诉请救济,是一种公益属性的“公产诉讼”。在功能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强调以“损害赔偿”完成生态修复,在诉讼顺位上应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需实现与行政执法的衔接,完善诉讼前置程序,明确行政先于司法的救济顺位。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角色定位与完善路径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是新时代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重大战略决策。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有效索赔的关键在于合理定位政府部门的角色,并据此明确政府索赔的路径。就其角色定位而言,政府部门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呈现环境公益维护主体的身份。循此为进,可从公法规范中厘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公法属性,明晰政府索赔权与监管权的行权规则,并实现多类主体、多项机制之间的有效协同互动,从而促进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朝着规范化、法治化之路迈进。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海域辽阔,海洋生态环境复杂,同时伴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海洋作为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断提上日程。当海洋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时,目前我国有多重途径维护海洋生态安全,既可以进行海事诉讼,也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时可以由海洋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针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虽然是由行使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提起,但是人民检察院在其中可以支持起诉,并且在诉前程序中,针对海洋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判、评估与协商过程建立相应的信息共享机制,可以起到化解纠纷的作用,并且可以加强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更加充分地保障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得以有效落实。探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首先要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审视其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厘清其界限,并通过相关案例,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进行探究。

论我国海洋石油污染中环境损害的范围认定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备的油污损害应对与事后赔偿机制,实践中对国际公约的适用、索赔主体、责任主体、油污责任限额、环境损害的认定标准等领域还存在许多争议。在油污损害赔偿类型方面,财产损害是传统侵权法律所规范的主要范围,也是争议最少的赔偿客体,对油污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认定目前则有不同看法。通过对环境要素的法理分析,可以认为海洋环境是一个含义最为广泛的概念,海洋环境侧重于整体,海洋资源是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资源体现了自然的经济属性,环境体现了自然的生态属性。如果以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外部条件的判断标准,海洋自然资源损害是海洋环境损害的基本要素,而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是对海洋环境的整体损害。对海洋自然资源的任何破坏都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但并非所有的破坏都会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所以,自然资源损害与生态系统损害是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两个方面。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

当前,中国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存在法律制度、执行措施不健全等问题。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界定并分析在完善这一制度中所涉及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与行为模式。通过探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构成及相互作用机制,界定其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所产生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及相关政策的建议以及维护这一制度有效执行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