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检察建议的阙如与拓新——基于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分析

为了促使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在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领域,诉前检察建议既有助于督促负有海洋环境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全力履行职责,也有助于及时保护海洋环境。司法实践中,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检察建议存在督促效率具有滞后性、强制约束力偏弱、检察权边界模糊等问题,难以有效应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独特性和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复杂性。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检察建议功能的拓新,应当通过增加磋商环节、增强检察建议的督促刚性、合理提起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措施来实现。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行政机关提起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以海事局作为起诉主体切入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愈发严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在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的严峻形势下,行政机关提起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数量较少,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起诉的适格主体、损害赔偿范围等方面也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以海事局作为起诉主体,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完善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研究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司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处于诉讼程序最前端的司法管辖问题始终存在,阻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后续程序推进和实体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带来向好信号,但由于条文规定的模糊性和效力层级的有限性,管辖连接点、管辖法院和管辖事项的明确性不足,尚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管辖连接点模糊、民刑交叉案件下海事法院和普通法院管辖冲突、涉外海洋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管辖法院不明以及海陆交叉区域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管辖争议四个焦点问题。以上述问题为支点,探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路径,并提出经由《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改进行统一立法建构。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论参考行政罚款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12条构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条款,该组规则选择了“基数×倍数”的“倍数计算法”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方法。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具有高度同质性,基于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要求,确定两种金钱类惩罚性责任之数额的运算规则与计算结果应当基本一致。但现实是二者在考虑因素、裁量区间和设定方式上均存在矛盾,难以实现平等对待当事人的目标。通过比较法考察,倍数计算法尽管广泛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但却一直未成为通行做法,只是无法采用最优规则之下的权宜之计,并受到较多质疑。在易造成不平等对待当事人之后果及没有特别且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应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不宜采用倍数计算法,而是应当与相应行政罚款的计算规则保持一致。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陆海统筹视域下海洋与陆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协同研究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海洋环境问题较强的涉外属性决定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格主体、管辖法院等方面存在特殊的规定,此种特殊规定不宜废除。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的关系造成了海陆交叉污染案件存在适格主体、管辖等争议,且存在两诉协同上的挑战。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在地理概念上的海域,这割裂了同一污染行为下陆地与海洋的联系。陆海统筹理念要求打通陆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以陆海一体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可对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进行陆海一体化调整,以克服陆地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造成的协同问题。具体而言,在海陆交叉污染案件中可以损害发生地为判断标准,当损害发生地在海洋时,则以海统陆,属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当损害发生地在陆地时,则以陆统海,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的确立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遭遇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留了可适用的法条空间,可从法教义学分析视角出发,在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下挖掘社会组织可适用的实体法依据。社会组织启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社会组织主体范围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主体外延保持一致,在起诉门槛上不应设置过高准入条件而需关注其资质性事项;社会组织启动涉海公益诉讼的地域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划定的法效范围相当;可采用“概括+列举”立法技术规定社会组织提起涉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政社检三元主体在起诉顺位设置上具有二层位阶。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

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对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法律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的“全面履职”概念与判断标准,应在结合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特点与问题基础上,正确认定履职主体、合理划定职责范围、灵活确定履职期限、适度审查履职效果,从而为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清晰的标准规范,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为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提供判断依据,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行政机关原告角色辨析

目前,理论界对于环保行政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本文以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角色定位为核心,总结梳理了肯定说和否定说这两种观点的基本依据,然后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了环保行政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正当可行性。但环保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时,仍需要通过在法律中明确其原告资格、在诉讼中厘清公益诉权顺位并通过设置必要的诉讼前置程序来进行路径优化。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检视与优化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确认违法判决可在履行判决与撤销判决无法适用时成为备位选择,帮助司法机关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然而,分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涉及确认违法判决的12则判决书可以发现,这些判决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评价对象不恰当、与履行判决并用、法律依据援引混乱和适用形式化等问题。为防止法律逻辑和司法公信力被破坏,检察机关应落实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建议程序,根据个案情况提出恰当的诉讼请求。同时,审判机关则应在确认违法判决运作逻辑和特性等基础理论的支撑下,妥善处理复合型诉讼请求,着重审查“确认利益”,实现确认违法判决的理性运用。

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有效性的因素及其克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为维护好环境公益,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利器——诉前检察建议在保护环境、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其有效性是优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举措之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现存在自身刚性不足、适用程序不完善以及监督落实难以保障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及队伍建设、细化检察建议的使用程序规定、建立健全检察建议跟踪落实机制等方式,进一步发挥出检察建议的最佳效果,打造好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这一响亮的名片。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