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国家建设中的海洋理念与主张

孙中山在探讨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正值西方国家争夺海洋霸权的时代,因而在其国家建设思想中融入了较多的海洋理念。他主张适应海洋竞争以建设"民族国家",呼吁培养"海洋国民"和发展"海洋大利"以建设"国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国家"。他重视各国海洋发展战略,且又有选择性汲取,对当今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海洋国家”理念形成与华侨研究在近代兴起

近代以前,华侨是天朝大国的弃民。在中西冲突背景下,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华侨的地位逐步提升。甲午战败和马汉海权理论的传入,致使近代士大夫有了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明晰理念,由于海洋国家的一个要素是国民的海外拓殖意向和能力,华侨是中国在海外的民间力量,因此,"海洋国家"理念的形成促使华侨研究兴起。梁启超有民族国家意识,持有鲜明"海洋国家"理念,借用西方海权理论研究海外侨民,他的研究有高度、深度,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第一人。

“海洋国家”理念影响下梁启超的华侨研究

从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爱国论》《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始,至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写有20多篇事涉华侨或专门研究华侨的文章,"海洋国家"理念在华侨研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海权理论是他研究华侨问题的思想资源,"华侨殖民论"是他建构的理论。梁启超具有国际视野,善于用比较方法进行华侨研究,这有力地凸显了"海洋国家"理念。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是华侨研究学术史上的一种重要学说,有服务于近代中国海洋国家建设的应用价值;在"海洋强国"战略语境下,该理论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及重要价值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它是马克思关于海洋问题的论述及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共同体思想,总结升华了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理论和实践,汲取了其它国家的海洋治理理论精髓。它产生的现实基础主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开始在各领域融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及面临的挑战,国际海洋交流与合作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世界价值。

“海洋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困境的“三维”超越

全球性海洋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海洋面临严重的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和可持续发展难以维持等挑战。全球性海洋问题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并逐渐形成了治理体系,但现行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海洋问题上存在诸多困境,如治理理念滞后、治理制度存在多重缺陷以及治理主体仍是“中心-边缘”结构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成效不足。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合作共赢”“共同利益”和“公平正义”能够实现对现存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主体结构所面临困境的超越,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了理念支撑和制度保障。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国际法治演进与中国机遇

近现代主权理论的产生使传统的抽象主权概念发展衍生出行使实在性权力的管辖权,陆上主权向海方向的延伸催生了国家管辖海域的出现。国家海上管辖权早期主要呈现出海上主权的特性,在其制度化后主要服务于国家海上主权和主权权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在海洋领域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相关活动仍要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基础之上,通过推动符合全人类共同体利益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理念导向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促进基于国际法的全球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梁启超的华侨国民性研究与“五四”国民性批判思潮

梁启超是中国国民性研讨中的第一个重要文化人。基于“海洋国家”理念,梁启超研究在日本、美国、南洋等地的华侨,发掘他们所具有的国民性,对大陆乡土中国的国民性他有赞同但更有批判,他主张以西方海洋国家的冒险、进取、自由民性弥补中国国民性的缺陷。“五四”文化人超越“海洋国家”理念,却偏执地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国民性思潮演变为单一的国民性批判思潮。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促成国民性的中国大陆农业文明,比之梁启超,在抨击中国传统和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方面,“五四”文化人加大了力度,期求彻底改造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