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研究

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的法理依据是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海洋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正当性,源于宪法确定的"环境保护目标"。基于海洋生态损害的特殊性,构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海洋行政主管机关为主要的赔偿权利人,检察机关为外部监督力量,发挥社会组织的补位、监督作用,以期形成维护海洋生态利益的合力救济机制。

论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针对日本政府公布核污染水排海决定,相关利益国家、国际组织应予高度重视,督促日本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做到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相关利益国家进行磋商,防止造成无法逆转的海洋生态损害。对此,我国应当重视监测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渗漏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国际法层面的完善。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与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之内涵辨析

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选择。从中央到地方设计了各种制度来调整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海洋生态保护补偿等制度应运而生,两者的法律属性不同,厘清两者的内涵,对于未来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和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完善具有基础性作用。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海域辽阔,海洋生态环境复杂,同时伴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海洋作为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断提上日程。当海洋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时,目前我国有多重途径维护海洋生态安全,既可以进行海事诉讼,也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时可以由海洋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针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虽然是由行使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提起,但是人民检察院在其中可以支持起诉,并且在诉前程序中,针对海洋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判、评估与协商过程建立相应的信息共享机制,可以起到化解纠纷的作用,并且可以加强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更加充分地保障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得以有效落实。探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首先要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审视其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厘清其界限,并通过相关案例,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进行探究。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方向

近二十多年,随着我国海洋环境治理形成多元参与的新格局,海洋环境司法经历了由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单独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发展至重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公法职能和检察机关督促、协同、兜底等职能的阶段。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兼具私法与公法性质,内涵比环境公益诉讼丰富。为突破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困境,有必要以环境治理的视角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既重视司法救济又加强公法规制,实现公私法协同运作。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刍议——结合相邻诉讼类型关系的考察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如何,会直接影响它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以及海事诉讼等诉讼类型的关系.在规范层面上,因解释论立场的不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以理解为从属或交叉关系,在效力和结构上则相应形成两种结果.两者诉讼顺位的确定要从现实操作的便利性出发,对同一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应优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对不同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并行.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事诉讼的关系方面,应根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来源不同、范围不同适用不同的诉讼规则,并且在海事诉讼规则适用过程中应当有机融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规则,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绿化”.同时,预防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与救济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行,两者之间的具体衔接方式应以诉讼进程的实际状态为准,并可以参照预防性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则.

关于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思考——以“康菲溢油”事件为视角

我国当前立法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规定模糊且索赔主体的范围狭窄,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导致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的冲突,不利于保护海洋生态损害案件的受害人,也不利于保护海洋环境。应当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将检察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都纳入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以充分地赔偿油污受害人的损失,进而保护海洋环境。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及问题分析

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政策推动下,中国海洋蓝色经济区发展加速。与此同时,海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频发的一系列船舶撞击漏油、捕捞养殖污染等突发事件,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加剧,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海洋生态本底的支撑和保障,相关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立足中国海洋环境司法现状,根据对相关司法案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方面存在法律配套机制不健全、司法鉴定工作开展不足、救济方式单一且预期效果差、生态损害赔偿主体范围小和执法部门权责不清等问题。对此,通过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扩大生态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健全生态环境赔偿制度及加强执法部门信息公开和监管力度等对策,以期为解决国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探究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其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在理论层面,根据不同的理论学说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性,其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会有所不同。在实践层面,因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性,面对同一损害与不同损害,选择的纠纷解决路径也不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能更好地理解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另外,在性质得到明确后,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其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的路径协调问题。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新问题及其解释论

无论是对海洋环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坏,还是因污染或破坏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都可归结为广义的海洋环境领域的"公益损害",即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海洋生态利益是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利益基础,但是,在现行法尚未对海洋生态利益作出规定的情况下,需要确定由国家依据其法定责任率先提出赔偿要求,主张以修复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为优先考虑的责任形式,以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替补责任形式。同时,由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与之配合,形成社会驱动、政府保障的法律救济机制,全面维护海洋生态利益。

海洋环境司法保护的多元主体及其联动机制

为避免海洋环境监管部门怠于履职,鉴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存在纯国内案件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涉海环境公益诉讼,有能力的社会组织也应具有参与涉海司法救济的权利。通过建立多元主体主张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合力救济机制,重视发挥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保护海洋环境和组织修复的专业能力,促使损害者担责。

论检察机关在涉海“公益维护”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检察机关应以不同的诉讼主体地位参与。其中,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是救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损害的私益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机关应是督促起诉主体;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救济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应是补充起诉主体。由于前述涉海诉讼的特殊性,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除适用《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领域诉讼行为的司法规范外,还应适用《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特定主体的司法规则。

涉海环境司法的难题与应对

2017至2018年涉海环境司法进展良好,相关制度建设成果显著,检察机关积极提起涉海环境公益诉讼,政府机构改革为陆海统一监管奠定基础,多元司法方式的创新让受损的海洋环境得到更好的修复。当前,涉海环境司法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如何从司法层面实现陆海统一监管;二是如何完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此外,环境法在司法裁判中适用频率低、涉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支持率高。应对这些难题,需要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建立分层次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