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海洋生态治理综合决策新模式

加强海洋生态治理,是旨在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公民网络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海洋环境治理的兴趣空前高涨,持续不断地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然而目前海洋生态治理的相关研究并未提及"互联网+"应用模式,鲜有考虑到公民参与决策的重要性。以海洋生态治理为体,以"互联网+"主要推动力(大数据和"众包")为用,构建一个功能定位上集民意整合与民智汲取双重功能于一体、动力机制上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牵引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力量发动相融合的"政府-NGO-公众"决策新模式,并指出此新模式在现实需求、成本-收益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可行性及在公民参与实践方面的优越性。

海洋负排放技术及其生态治理功能前瞻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持续排放,被认为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引发诸多极端气候事件,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海水暖化等一系列环境负面效应。海洋是地球最大的活跃碳库,增汇潜力巨大。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为干预海洋生态系统、促进其对大气二氧化碳额外吸收封存的海洋负排放技术体系成为国际研究热点。根据负排放技术的应用场景,目前海洋负排放技术体系涵盖侧重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滨海湿地蓝碳、侧重于环境友好型养殖产业的海水养殖环境碳汇和借助生态工程技术手段的负排放工程增汇。海洋负排放技术在实现人为增汇的同时,有望通过促进海洋生物的生长和繁殖、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促进海洋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的资源循环利用,发挥其生态治理功能,从而应对海洋环流改变、海水酸化脱氧等全球海洋环境恶化以及人类活动污染的局部胁迫。

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的三重论域

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因应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建设而产生,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刻探索和顺应时代潮流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从本质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位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模式,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海洋利益主体地位;从价值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推动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以及指导意义,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多元主体视域下海洋生态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海洋生态退化状况日趋严重,研究建立多元主体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将新发展理念贯彻至海洋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多元补偿主体框架下,依据补偿主体的权责利不同,划分为政府补偿、企业补偿和居民补偿。政府、企业和居民追求的分别是生态效益最大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多元化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是,实现多渠道经济补偿,提高生态补偿效率。

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全球海洋环境、构建人海和谐发展模式的新进选择途径,仍缺乏统一的概念,相关理念尚未清晰,对此可以采取概念分析的方法逐步厘清其逻辑起点与特征。通过分析"区域海项目"、UNEP等国际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这三方面所主导的现行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足,依据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和特征,提出如下建议: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倡导多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通过构建富有特色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助力早日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此背景下,中国率先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关乎人类命运,然而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现状依然严峻,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加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应提高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技术水平、完善治理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在获取北极资源的同时应该关注到北极海洋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积极参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治理的技术和经验比较欠缺,治理机制不完善,缺乏相关的规则制度来引导治理活动,且缺乏良好的国际合作。这就要求加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研究与实践,丰富治理经验,完善北极治理机制。

国际法框架下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研究

近年来,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海洋治理逐渐成为南海区域性合作的重要议题。文章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性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出发,对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合作的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组织进行梳理,在国际法框架下提出南海区域性治理国际合作的治理理念、治理规范、治理组织、治理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南海海洋治理区域合作的路径,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治理的区域性国际合作中,提高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对南海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沿海地方政府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由于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具有扩散性,且地方政府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就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具有长期动态博弈关系。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在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环境改变所带来海洋经济效应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中央政府奖惩机制,建立机制约束下的演化博弈分析模型,分别对两种模型演化路径与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辖区海域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水平对治理策略选择不产生干扰;奖惩强度应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现实情况进行配置;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效应,降低地方政府治理辖区海洋生态环境付出的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奖惩力度,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展开联合治理,提升联合治理效率,确保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海洋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然而,随着人类不断地破坏海洋环境及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总结借鉴其他海洋发达国家生态安全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横向上,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及加强海洋生态安全管理与执法机制建设;纵向方面,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高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及提高国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多层级治理: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从主体上看存在不同层级、多元交叉的治理架构,并构成了从全球层到基层社区层的多层级治理体系。多层级治理体系具有决策模式的多样化,需要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并关注治理政策的开放性。近年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联合国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治理区域化以及海洋治理合作不足,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呈现形式上的多层级、实质上的碎片化状态。从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区域治理、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和国内环境基层治理等视角考察,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需要体现整体性治理理念,关注国家责任和区域海洋治理的现实性,重新审视联合国为中心的海洋治理规则重构,促使以政府“元治理”为核心,运用科技手段、结合基层“微治理”等创新模式的多层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以系统论为视角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将发展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从系统论的视角探寻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积极促使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设置一致的治理目标;积极开展和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层次的友好合作;多角度考核具体海洋措施;多手段协同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系统论与我国所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将系统思维应用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实现人类与海洋的真正和谐。

地中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地中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是根据区域经济、政治、人文因素等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的“公约—议定书”模式,能够使各沿岸国在综合的区域机构指导下,根据本国国情和具体问题,有步骤地实现整个海洋环境的治理。该模式能最大限度地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同时积极地推动非政府间主体在海洋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我国可借鉴地中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在东北亚大国际环境下的区域合作和国内的海洋区域治理中积极推动社会各方的参与,发挥海洋强国的模范作用,同时加强国内海洋行政机制的整合与管理。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特征分析

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资源需求不断增加,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文章对近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研究,从水体质量、富营养化、赤潮情况等方面对我国海洋水体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我国四大海区水质问题逐年改善,但南海的近岸污染问题、东海和渤海的赤潮问题等仍需加以重视。文章的大量数据分析为我国建立更符合国情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提供了参考。

我国海洋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海洋社会组织是实现海洋社会管理创新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力量。海洋生态治理是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海洋环境问题的重要制度选择;在构建海洋公共管理体系时,不可忽略海洋类社会组织的重要参与作用。本文梳理了海洋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困境以及相应的对策,为构建完善的海洋生态治理体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合作治理道路。

区域环境协同:环渤海“湾(滩)长制”建构思考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作为我国独创性的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的“利器”,在贯彻“十四五”深入打好渤海攻坚战的要求下,“湾(滩)长制”建构是环渤海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背景之下,环渤海三省一市“湾(滩)长制”的运行表现为各自为政,缺乏立法协同、执法协同和司法协同,缺乏多元利益协同共治主体。由此,环渤海“湾(滩)长制”建构要注重区域内协同立法、协同执法、协同司法的完善,加强区域内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重要途径。

连云港海州湾试点湾长制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海洋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海路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提高政府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开启了新时代。湾长制是继河长制之后,我国对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又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海湾环境管理与生态保护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章以连云港海州湾试点湾长制为例,从湾长制推行现状与存在问题出发,提出了科学考核、准确问责,集约开发、生态优先,强化组织体系,创新工作机制4个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成果可为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相关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