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域使用金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关系辨析

厘清海域使用金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关系,是实现海域资源价格合理反映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前提。通过解析海域使用金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内涵,从费用构成、评估指标和评估范围等角度对两者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交集,现行的海域使用金中的海域自然属性改变附加金属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成本范畴,但远不足以反映其全部;当前公众不断提及的海洋生态损失补偿金的量值等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全部;国家已征收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补偿费和海洋工程排污费(环境保护税)均是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一部分,海域自然属性改变附加金与前者存在部分重叠,与后者相互衔接,但无交集。为科学确定海域资源价格,建议充实海域使用金中的海域自然属性改变附加金,归并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补偿费,同时明确与环境保护税的界限。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挑战与因应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填补、有效救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检视相关规范文本与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业已建立起以政府索赔为主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其在运行中却存在法理基础不清、法律定性不明等理论质疑,同时面临政府行权模式分散、索赔权与监管权“重叠”“冲突”、多元主体缺乏必要联动等实践困局。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特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基础应回归公法框架寻求合理解说,据此可将其定性为“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权行使之新样态。就其规范进路而言,我国应结合国家机构改革之发展趋向,以新一轮《海洋环境保护法》之施行为契机,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设置“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的权限运行模式,明确“行政监管优先、索赔诉讼补充”的行权规则,并实现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多元索赔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

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建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诉讼类型,存在权源不清、内涵不明以及专项立法阙如等问题。探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的逻辑前提。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二元建构,分别从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展开,是完善未来我国海洋环境诉讼制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将二元建构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结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我国环境诉讼类型整合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兼析《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14条第2款

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学界有公益诉讼说、国益诉讼说和私益诉讼说等不同观点。从《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的立法脉络、具体内容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为了维护海洋环境资源所有者国家的利益,由海洋监管机关履行海洋生态环保行政职责而提起的诉讼,其性质应为国益诉讼。鉴于第11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诉讼性质仍然模糊,建议修改第114条第3款,采用“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表述,以有别于第2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进一步明晰这两款所规定的涉海环境诉讼的性质。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与环境行政处罚衔接机制探究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国家索赔与环境行政处罚具备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责任,因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层面上存有一定的重合性和关联性,给公法和私法的协同带来一定的问题和挑战。随着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施行,有必要理顺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注重在启动程序、主体职能、证据收集、赔偿规则等方面的协调联动,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建立科学合理的衔接机制。

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船舶活动可能引发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这就需要制定和完善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段鼓励相关责任人更加谨慎地操作船只,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结合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论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分析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履行原则及构成要件,并提出我国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建议,以期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额的确定——科学评估与量化机制的法律因应

随着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不断深化,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愈发严重,由此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逐渐增多。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如何合理确定赔偿金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赔偿金额的确定主要依赖于以下三种方法:一是完全依据鉴定意见;二是适度调整鉴定意见;三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然而,我国在此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法律规范不统一、赔偿范围界定难,以及鉴定标准缺失等。对此,我国应把握《环境法典》立法的契机,借鉴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的完善,以实现赔偿标准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立法进路研究--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为背景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高度同质性,有望成为首部直接规定该项制度的环境单行法。在陆海统筹治理海洋生态环境背景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修改完善应考虑海洋生态环境及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与《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及《民法典》相关条文相衔接,在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形式等方面遵循基本法律的规定,在索赔主体、责任限制等方面作出特别规定。

浅析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为加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文章论述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内涵,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定义,并界定不同损害行为的赔偿范围;通过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指数体系,探索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路径以及建立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管理体系。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刍议——结合相邻诉讼类型关系的考察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如何,会直接影响它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以及海事诉讼等诉讼类型的关系.在规范层面上,因解释论立场的不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以理解为从属或交叉关系,在效力和结构上则相应形成两种结果.两者诉讼顺位的确定要从现实操作的便利性出发,对同一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应优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对不同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并行.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事诉讼的关系方面,应根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来源不同、范围不同适用不同的诉讼规则,并且在海事诉讼规则适用过程中应当有机融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规则,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绿化”.同时,预防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与救济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行,两者之间的具体衔接方式应以诉讼进程的实际状态为准,并可以参照预防性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则.

全球视野中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建设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建设,是已有国际实践中国际海洋环境法治与多个国家海洋环境法治双向互动的理论总结,也是国际社会不断应对海洋环境国际保护难新问题的实践探索。国际海洋环境法与国内海洋环境法协同创新的正当性,基于二者目标的一致性。有鉴于此,国际法与国内法协同创新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建设的总体构想呼之欲出。基于整体主义思维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建设,要求国家及时履行其国内法上的职责和国际法上的义务,并以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反映国际共识,不仅注重建立、完善公法规制与私法救济协同运作的综合性法律机制,而且基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国际性推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建设。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探析

目前有关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对赔偿范围的界定存在一定误区,也同其他相关规定不一致。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清除污染的费用、恢复费用、恢复期间的损失以及调查评估费用,不应将预防费用纳入其中。不同类型的费用量化方式不尽相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量化的关键是应如何使得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具有公信力。

大连海洋溢油事故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大连新港2010年7月16日发生特大输油管线爆炸事故,大连湾、大窑湾、小窑湾、金石滩等多处海域均遭受损害。根据溢油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构建了7项海洋服务功能价值损失及海域环境容量损失的货币化评估公式。以该次大连新港溢油事故为例,试图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成果参照法、碳税法、条件价值法及影子工程法评估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通过实证研究,溢油事故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失1 125 755 179.33元,服务功能价值损失中供给功能占59.23%、调节功能占0.33%、文化功能占12.66%,海域环境容量损失占27.78%。结果表明,2010年大连新港"7·16"溢油事故已造成海洋生态环境巨大损害,期望研究结果对海洋环境保护及治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基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环境成本核算研究

环境成本核算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的主要依据,基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环境成本分类是环境成本核算的重要内容。环境成本核算要在相关理论基础上进行,在核算时既要遵循经济与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又要遵循可靠性与相关性相结合的原则,与此同时,还要运用多种核算方法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成本进行核算,以保证环境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船舶油污事故中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

在中国海发生“塔斯曼海”、“阿提哥”油污事故后,法律界人士对油污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也成为司法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文章针对船舶油污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现状分析,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法理基础、权利构造及规范表达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是构建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键因素。文章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属性、法理基础、权利构造和规范表达等方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开展研究。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说、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说和诉讼基础二元化说都无法完全解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并非民事公益诉讼,而是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要件不宜包括违法性要件,不宜盲目扩大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并应适当弱化“国家重大损失”概念,强化国家利益的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功能定位应界定为维护国家利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未来实施应贯彻陆海统筹理念,深入研究特定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鉴定评估和司法审查,制定专门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陆海统筹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优化

我国陆海兼备,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推进陆海统筹、加快海洋强国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仍存在法律性质和功能定位不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内涵界定不明确、索赔主体范围不确定、赔偿范围模糊、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不统一等现实问题。应在陆海统筹理念的指引下,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公益诉讼性质,是海洋行政执法的补充。并进一步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确定索赔主体及起诉顺位、明晰赔偿范围、厘清责任构成要件,以完善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权的法理审视与规范构造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政府索赔权的优化配置。作为政府索赔权正当性来源的国家环保义务与海域国家所有权,要求政府进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从公法规范中寻求合法性支持。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的确定提出了挑战。《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应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两大要素为基础,明确生态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权限分工,构建以生态环境部为主导、多部门协调的索赔机制,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衔接与优化。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及问题分析

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政策推动下,中国海洋蓝色经济区发展加速。与此同时,海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频发的一系列船舶撞击漏油、捕捞养殖污染等突发事件,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加剧,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海洋生态本底的支撑和保障,相关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立足中国海洋环境司法现状,根据对相关司法案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方面存在法律配套机制不健全、司法鉴定工作开展不足、救济方式单一且预期效果差、生态损害赔偿主体范围小和执法部门权责不清等问题。对此,通过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扩大生态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健全生态环境赔偿制度及加强执法部门信息公开和监管力度等对策,以期为解决国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浅析我国船舶油污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的索赔权主体

前言:笔者认为,索赔权主体是损害赔偿实现的逻辑起点.但是现行法律对船舶油污损害海洋生态环境赔偿的规定不完善.因此在船舶油污损害案件中,海洋生态环境的索赔权主体备受争议,导致索赔诉讼阻力重重。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从国内的争议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探讨我国海洋行政机关作为索赔权主体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并对公民能否作为索赔主体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海洋行政机关是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最合适的索赔主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