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海洋督察制度的实效及完善

海洋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国家海洋督察工作是中央和国务院推进海洋领域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实施国家海洋督察制度是全面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海洋督察制度作为国家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海洋督察主体、海洋督察对象与范围、海洋督察方式、海洋督察程序等。国家海洋督查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沿海地区在海洋资源环境利用和保护方面建章立制,发现了许多涉海管理问题,并依法依规做了相应的处理。国家海洋督察制度需要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提升、制度体系健全、督察主体法律地位明确、督察程序规范、责任追究机制完善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海洋督察制度的逻辑与发展--基于NVivo软件的文本分析

海洋督察制度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国家海洋督察组对沿海省(区、市)实施海洋督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反映出了一系列问题。运用NVivo11软件对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督察反馈意见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研究,挖掘海洋督察制度的内容、运作及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海洋督察反馈意见中聚焦61类问题,分属于围填海专项督察、海洋综合督察两个层次下的六大方面,即制度政策落实不力、项目审批监管不严、执法监管不到位、污染防治工作弱化、生态环保问题突出、综合管控亟须加强。通过内容分析法,为更好地了解海洋督察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要增强立法能力、融入中央权威、扩大公众参与,为海洋督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国家海洋督察的功能分析

国家海洋督察打破了科层制的常规性治理,将中央权威与意志更为直接地传递到地方和基层;提升了中央政府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威,实现了中央政策统一性与地方执行灵活性的统一。国家海洋督察建构起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机制,将中央对省级政府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压力和责任传导给地方政府,形成压力层层传递、责任层层压实的局面,从而打通国家海洋督察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国家海洋督察引入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动群众监督地方政府的用海管海行为,实现政府内部监督与外部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确保了国家海洋督察的效果。

无人机监测及数据集成在海洋督察中的应用

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海洋督察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论文着重研究利用无人机多期监测数据及成果进行集成和处理,构建三维影像数据综合管理平台系统。根据平台系统将历史数据及现期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和展示,为海洋督察提供决策的基础数据。

国家海洋督察制度:文献述评、实践举要与研究进路

国家海洋督察制度是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保障,理论与实务界已普遍将其作为观测中国海洋环境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鉴于此,该研究在“继承研究传统-反思实践当下”的总体思路下,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动态,厘清督察制度运行深层逻辑与困境,以使社会背景、理论资源与当下制度实践有效衔接。该研究总结国家海洋督察制度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认为其实现了三方面创新:(1)通过组织创新,实现“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海洋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相结合。(2)通过机制创新,建立从海洋督察被动解决突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到地方海洋管理部门主动服务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格局。(3)通过理念创新,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动力来源从海洋督察的外力驱动到内生动力的转化。该研究认为,中国情境下的海洋督察制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亟须在国家治理和海洋社会转型层面上再认识其运行机理:(1)需对海洋督察制度进行“过程化”处理和“结构化”解释,明晰海洋督察制度运行主体及互动关系。(2)把握制度环境与运行主体之关系,明晰运行过程与结构的互相影响,为“制度可能失效”提供解释框架。(3)探究常态化、规范化的国家海洋督察制度理想类型和优化建议,以期真正构建起政府、社会和公众互动参与的多元共治的均衡型治理格局,实现海洋环保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海南省海洋督察台账系统研究与实践

以WebGIS和电子地图为基础,结合海岸线等专题数据,根据海洋督察方案要求,规范和模式化清单化调度报送、销号等工作流程及相关认定标准,形成一套标准的海南省海洋督察整改工作流程及业务体系,推动建立督察整改长效机制。

国家海洋督察的限度及其完善

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自2017年8月以来,前后两批次对沿海的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第一轮国家海洋督察。国家海洋督察建立了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在海洋资源环境方面问题的整改。本文主要考察国家海洋督察运作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成效与限度,并提出完善策略。

国家海洋督察如何形塑海洋环境治理模式

国家海洋督察相比于科层制下的常规治理,更能改变海洋资源环境管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整合协调的局面,增强互不隶属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缓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地方行为进行强力纠偏,明确重申中央在某一治理领域的底线,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国家海洋督察制度打破了科层制下的常规治理模式,改变了海洋资源环境管理中的央地关系、部门关系、区域关系和地方政府间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海洋环境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国家海洋督察制度运作中委托方、管理方、代理方三者的目标协同和信息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主体结构发生了改变。

基于数据服务聚合的海洋督察原型系统设计与实现

为了督察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海洋督察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了基于协议的跨部委海洋督察信息共享模式,构建了一套基于数据服务聚合的海洋督察原型系统,实现了海洋督察数据的高效管理,实现了督察数据准备、进驻、报告、反馈、整改落实、移交移送等6大督察程序的流程化管理,提高了海洋督察的工作效率。

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海洋督察制度分析

海洋督察是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行政监督职能的形式。本文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分析海洋督察队伍与地方政府双方博弈关系,分别计算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与海洋督察队伍监管的收益函数,分析影响海洋督察队伍监管与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行为决策的主要因素,并根据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求出了均衡点((Fp-Cp)/(Fp-Cp+C),(B2-B1)/Fp)。

海洋生态保护的法治要求:海环法修订视角下的实证解读

海洋生态保护的法律制度化是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必经之路。为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近年,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两次修订,正式完成了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的理念转变。围绕海洋生态的系统管理,"生态保护红线"首次在海洋领域得以确立,并成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制度;30万元行政处罚上限的取消,突出体现要对海洋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在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提倡以"监督"代"许可"的新型管理模式。为促使各项制度顺利落地,需参考"生态保护红线"配套制度陆续完善相应配套制度。而在保障《海洋环境保护法》整体的实施效果上,应推进海洋督察法律制度的构建。

自然资源框架下海区派出机构的督察职能研究

为充分发挥自然资源框架下海区派出机构对地方政府的海洋督察职能,规范地方政府在海洋自然资源领域的开发利用活动,文章研究海洋督察在自然资源工作中的定位及其实施方式和内在逻辑,分析海洋督察工作的难点与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海区派出机构通过运动型治理模式开展的专项督察以及日常性的例行督察和审核督察,可对地方违法违规的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起到威慑、预防和纠正的作用,但在把握督察尺度、聚焦督察对象、确保督察威慑力和保障督察队伍工作积极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为有效履行海洋督察职能,海区派出机构须确保海洋督察目标与国家主要治理目标相一致,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以及党政领导的决策责任,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增强海洋督察的威慑力,并通过优化异地督察和适当倾斜财政拨款等方式提升下属事业单位参与督察的积极性,从而确保自然资源框架下的海洋督察工作既有能力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又能推动地方海洋自然资源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我国行政法下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分析

我国拥有1.8万公里海岸线和47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随着近年来沿海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海洋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主要从行政法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

关于“效仿河长制,推出湾长制”的若干思考

河长制始于2007年,由江苏无锡首创,推出后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困扰我国已久的"九龙治水"问题,实现了对水环境的综合管理,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水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海湾与河湖有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类似的管理问题,借鉴河长制,构建湾长制,为保护海湾资源、生态、环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从法律法规和规划计划衔接、组织管理模式设计、目标任务落实与考核督察、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湾长制的建议:(1)从法律法规和规划计划着手,加强顶层设计;(2)完善责任分级体系与协调机制,加强组织管理;(3)细化任务分工与考核安排;(4)将湾长制纳入海洋督察工作,督促地方政府落实;(5)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