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海宽度之争与美国海洋自由观论析

领海宽度是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争论焦点之一,各国或国家集团都有着不同主张,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立场。领海与海洋自由是海洋法上两个并行不悖的概念,领海宽度的不同主张也反映着各国对海洋自由的立场。美国认为领海的扩大直接影响海洋自由,其海洋自由观的核心是寻求在全球关键海域拥有自由通过和航行权利,它不愿受大多数国家达成的海洋规则共识的束缚,以实力为基础,以海洋自由为名,在全球海域甚至在别国的领海内通过与航行,企图造就事实,形成习惯,将自己横行于海洋的情状强加于人。美国的这种海洋自由观不利于全球海洋秩序的构建,是海洋自由的真正威胁。

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的由来、本质及应对策略

美国的“海洋自由”政策由来已久,起初是为了保护商业贸易。一战以后,随着美国综合国力增强,其野心逐渐彰显,“海洋自由”原则成为其与英国等海洋强国争霸的借口,其实质是美国为了谋求海洋霸权。二战以后,美国国力更加强盛,“海洋自由”“航行自由”更加成为其公然践踏国际海洋法、悍然侵犯他国主权的说辞,严重威胁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逆流。为应对美国“海洋自由”政策,首先,应在法律层面加强立法和国际对话交流,为应对美国“航行自由”政策提供法理支撑。其次,应建构安全共同体、海上命运共同体,通过沟通与对话,提升战略互信。再次,应提供海洋防灾减灾、海洋搜救、海上人道主义救援等海洋安全服务,构筑海上互信与合作体系。

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理论证成及批判性思忖

美国“航行自由”理念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也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实际上,“航行自由计划”是美国在当代“航行自由”理念下的具体化表现。为了维护其海上航行、飞越自由等权利,美国试图以习惯国际法为着力点,使“航行自由计划”兼具合法性与正当性。无论美国如何使“航行自由计划”法律化,都难以掩盖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和法律缺陷。对美国“航行自由计划”进行批判性分析,论证有效应对“航行自由计划”的法理依据,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秩序。

国际法视角下的美国“航行自由计划”

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以维护航行自由之名,通过外交交涉、双边或多边磋商和“航行自由行动”的方式,来挑战美国所认为的他国“过度海洋主张”。美国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现代海洋法律体系之外,但是又试图通过“航行自由行动”等实践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单边解释。基于过度海洋主张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航行自由行动”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违背和对权利的滥用,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对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视角剖析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以国际法为借口达致其政治目的。尽管美国声称其目的是为挑战中国的"过度海洋主张",但其论点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美国相关行动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认定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直接原因则是认为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影响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而域外大国和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基于本国在南海的利益考量对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表示支持,希望以此削弱中国对南海的管控。基于南海战略博弈的长期性,中国应从战略和具体层面采取综合应对举措。

保守主义与卡特政府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施压政策

在保守主义势力上升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为了打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国际海底制度谈判上的僵局,卡特政府制定了坚持国际多边谈判,同时向第三世界施压的政策,以期在保住已谈妥的航行自由条款的同时,迫使七十七国集团在国际海底制度上接受美国的方案。这一施压政策主要包括两项互相补充、彼此加持的措施:一是以国会海底矿业立法为杠杆,推动国际海底问题谈判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前进;二是制定并实施“航行自由计划”,以抗议过度海洋主张、展示美国捍卫航行和飞越权利的意志。《深海底床硬质矿产资源法》和“航行自由计划”是保守主义势力上升的产物,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政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推动着这一政策不断走向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

冷战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立法提案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不断通过立法活动介入手段推动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全球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国会的核心诉求主要包括:支持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全球策动“航行自由行动”;联合美国盟友共推“航行自由行动”;在北极航道、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等重要敏感区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国试图以其国内法律构建“航行自由行动”的美式规则,不仅破坏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规范的海洋秩序,同时侵犯和损害了别国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美国“海洋自由”观念的欧洲源头(1643—1785)

近年来,随着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持续升级,在美国立国之始便被确立为国家外交政策原则之一,却久已淡出史家视野的“海洋自由”原则,再次频频出现在美国的现实政治和学术话语中,并被加以美化乃至神圣化。

美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塑造海洋秩序的战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海洋制定了法律秩序，但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国至今没有加入该公约。尽管现在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加入公约，但其复杂的国内政治、高度分化的国内舆论使得其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使美国在公约之外塑造对其有利的海洋秩序，为美国享有海洋权益寻找一种法律基础。美国主要通过三种策略来塑造海洋秩序：习惯法主张、航行自由计划、在“防扩散安全倡议”框架下签订双边船舶登临协议去超越传统的海上管辖权，三者分别对应着权利基础、显示武装力量去维护和强化该权利基础的国家实践、重建对海上船舶管辖权制度的企图。美国实施的“航行自由计划”还导致其与中国发生了争端。如果说促使美国试图塑造新的海洋秩序的主导动机有什么特点的话，那首先是它反映了美国在世界总体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是它以海洋自由为核心，不过还融合了反恐、防扩散领域中的美国利益。

对航行自由,中国可持更开放立场

近年来,在我国加强维护南海权益的同时,美国屡屡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派遣军舰或军机到南海我国岛礁附近进行侦察或军事测量活动。这其中除了有帮助菲律宾等国撑腰的政治因素外,主要还是为了实现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于1979年共同推出的“航行自由”计划,以实现随时投送海上军事力量,介入、干预他国的战略企图。

对中美航行自由之争的思考

中美航行自由之争,是军舰的“航行自由”。中美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国国家海上军事安全战略及其航行自由的国际法解读和运用。国际法在“军舰航行自由”问题上明显缺失法律规则,不同国家在用法律处理这个问题时也明显用法失度或者错位用法。只有对此认真深入研究才能有所发现并在国际法上有所创新。我们应该:(1)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我国的“法律确念”;(2)保持外国军舰进入我国领海必须事先获得批准的领海法条款不变;(3)坚持中国关于航行自由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制定中国关于航行自由问题白皮书;(4)诚意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5)做好应对美国单独或拉盟友逐步升级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准备;(6)扎实做好航行自由问题的基础性学术研究。认识和把握航行自由以及处理与航行自由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立法和执法问题,应从海洋价值观、海洋法律制度、国家海洋政策(特别是海上安全政策)以及国家推行海洋政策的方式方法等多个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动态地把握其实质和内涵。

“航行自由”还是“横行自由”?

美国在南海策动“航行自由”,不过是为了自身利益公然蔑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倚仗全球军事霸权维持其海洋霸权,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极力炒作南海问题,就是想通过南海地区军事化,形成武力威慑态势,削弱中国对南海的管控近年来,美国在多种场合无端煊染所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并以此为借口强化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以“挑战”沿海国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的名义,频繁进入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初探

"航行自由计划"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外交和军事行动计划,旨在防止沿海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保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机动畅通。该计划的出台有深刻的思想和政策渊源,但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应对其"海洋大国"地位受到挑战的现实产物。计划对"过度海洋主张"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外交活动和"军事宣示"相结合的应对方针。卡特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发展和实施了该计划。中美之间一系列海上事件的发生,与美国对中国实施该计划有密切关系。

美国“航行自由”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美国是否应该加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直是美国朝野上下争论的焦点,美国的航行自由利益是其重要的考量因素。多年来,美国主要以习惯国际法为支撑,通过实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FON Program)来维护美国的航行和飞越权利。但是,随着该计划在实施中不断面临压力和挑战,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避免使美国的'航行自由'遭受挑战,已经成为美国各方的关注点。本文以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为主要研究资料,从航行自由的视角出发,对美国国内赞成入约派与反对入约派就这一问题的争论进行剖析,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航行自由'的实质。

中美海洋法论争的“美国之声”——对《海洋自由:美国捍卫航行自由的斗争历程》有关“中国特色的航行自由”观点的评析及批判

《海洋自由:美国捍卫航行自由的斗争历程》一书是美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所撰写的宣传、支持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最新力作。该书第十一章以"中国特色的航行自由"为题,通过叙述、分析、评论中美海洋法论争中的焦点争议与冲突事件,强烈指责中国的立场与做法。该章的内容存在重大法理瑕疵,是作者单方面宣扬和表达的"美国之声",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客观性、公正性与严谨性。

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与中美在南海的博弈

美国自1979年提出"航行自由计划"以来,始终以此为指针,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其认定的他国"过度的海洋主张"发起挑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即行动频率上升,行动区域集中于南海,行动目标主要指向中国,行动方式由单枪匹马向裹挟盟友转变,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计划"正在使南海军事化。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计划"的实质,在于维护其在南海的利益和亚太地区的霸权,并以此遏制中国。对美国可能常态化的军事巡航,中国须做好主动应对的准备,以战略性思维对国际法进行解读,为自身政策提供法理依据;同时以重在开展海洋合作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认知对冲以军事宣示为主的"航行自由计划"认知;提供有关"航行自由"的公共产品,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美国的南海问题政策解析及前景展望

2020年,美国联合他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南海区域的军事存在,通过实施单独或联合的军事演习、在南海诸岛周边海域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和行动,挑战中国针对南海权益的立场。美国国务院7月13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海事索求的声明》是美国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就南海问题的政策立场释放的新的信号,不利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对此,我国应运用法律手段,构筑综合性海洋管理制度,统筹处理海洋争议性问题,实现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航行自由原则:从霸权政治到国际法治

航行自由原则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其具有商船和军舰航行自由两种意涵,所以要辩证地看待这一原则,包括其适用于海洋法各领域的问题。商船的航行自由对于世界的发展进程的确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它同时还服务于海洋强国的霸权利益,主要表现为军舰的自由航行。历史上列强的"炮舰外交",无一不是以航行自由为名,行武力威胁甚至侵略他国之实。为此,要实现航行自由原则的国际法治回归,既要将法律识别为一种选择的过程,立场鲜明地反对航行自由原则的滥用行为,避免对航行自由原则的片面排斥和抵触;还要强化中国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引导国际规则向国际正义的方向发展。

美式“航行自由”：到底是谁的自由？

2月18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闯入南海，展开了所谓的巡航活动。紧接着，3月7日，美国防部发布《2016财年“航行自由”报告》，总结了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美军对全球22个过渡海域声索方行使航行自由权的情况。报告强调，美军是依据原则而非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全面挑战这些海岸线拥有国和地区的过度声索，以维持美军的全球行动力。实际上，美国声称的“航行自由”，就是凭借自身军事实力，挑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秩序，挑衅和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沿海国的主权及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南海军事化问题论析

军事化的概念既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某些内政外交等事务上增强军事属性的过程,也体现为军事要素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在增强的过程。军事化与军国主义、安全化和武器化等概念存在着联系,但也具有较大区别,反映出国家为应对安全困境而增强软硬基础设施的态势与趋势,存在着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3个层次。由于在理论假定和概念阐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灰色区域,军事化如何以及能否在实践操作中被正确和准确使用会存在较大困难。近年来,中美关于南海军事化问题在概念界定、责任归属、程度强弱与合法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并在行动中具有爆发低烈度冲突的风险。从趋势上看,南海军事化问题还存在着主动性与被动性、防御性与进攻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以及适度与过度等方面的争议,体现了相关国家之间在法律和战略上的博弈进程。对此,中国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和措施,减弱其他方推进南海军事化问题的法律和战略基础,增强在南海地区进行必要建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