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

海洋航行自由脱胎于海洋自由的思想体系,随着海洋实践与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以及美国单边推行"航行自由计划",导致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不断演进。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在协调北极航道利益博弈以及构建能够承载国际道义的北极航道秩序上具有重要功效。国际海事组织(IMO)在优化和构建北极航道秩序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这一点在《极地航行准则》的推行中得到实证性印证。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的协调,成为构建北极航道秩序的核心和关键,而承载着国际公共利益的北极航道秩序,亦不断促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

海洋航行自由的体系化解析

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作为海洋自由首要内容的海洋航行自由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体系化认知海洋航行自由提供了基本框架和依据,同时亦可推论出海洋航行自由与海洋资源开发分别构成公约的主线索与主题。海洋航行自由与国家主权、海上安全、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具有密切关联,并且具有多样态的属性。考察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资源开发体系和海洋争端解决实践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看,海洋航行自由与海洋资源开发的冲突属于终极意义上的冲突,而协调两者关系对于完善海洋航行自由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解国际法的国内法逻辑、海洋法公约的"整体性"解释需求以及海洋资源在海洋划界中处于核心地位等不同进路之上,解决海洋航行自由与海洋资源开发之间的冲突,对海洋航行自由进行体系化解读是必要的。海洋航行自由体系化的模式是对航行自由限制与资源开发限制的融合。中国应该及早为完善海洋航行自由制度形成"国内法机制"、凸显海洋航行自由体系化的立法理念以及敢于在敏感海域强化资源开发与管理立法,并且善于通过国际组织的途径来完善海洋航行自由制度。

航行自由制度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航行自由"在当代国际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其他公约和国际习惯法为补充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现出从关注"自由"转变为规范"航行"的权利义务、从强调航行不受干涉转变为协调航行权与沿海国利益、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转向博弈与共同治理并存的特点。与此同时,若干新问题需要国际立法作出澄清和协调,如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利用开发及海洋环境保护与航行自由的冲突、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与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冲突等。充分利用航行自由制度,积极参与该制度的后续国际立法完善将是中国适应角色转变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初探

"航行自由计划"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外交和军事行动计划,旨在防止沿海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保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机动畅通。该计划的出台有深刻的思想和政策渊源,但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应对其"海洋大国"地位受到挑战的现实产物。计划对"过度海洋主张"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外交活动和"军事宣示"相结合的应对方针。卡特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发展和实施了该计划。中美之间一系列海上事件的发生,与美国对中国实施该计划有密切关系。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sue in Sino-US Relations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sue has been volatile and often influenced by Sino-US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is problem was rooted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CLOS by China and the US. It has also reflected their differen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maritime strategies. This issue has caused frequent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may lead to their future contest for sea pow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urges the both sides to set up new mechanism for confidence building that may help them to manage it in a more rational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