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选择和发展前瞻

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作出指引性的规定。海洋遗传资源作为其中的一类,可以存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水体及海床、底土。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海洋遗传资源如果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水体、海床与底土界线划分。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波恩准则》关于海洋遗传资源的规定来看,现行国际法框架下针对此问题可以有多种方案,且部分规定存在非适用性的问题。面对未来,需要从海洋遗传资源界定、惠益分享方式等方面设计具体制度,确保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为全人类共享。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制度化建构

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获取和利用潜在价值巨大的海洋遗传资源提供了可能,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理框架的缺失又带来了诸多制度障碍。构建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是实现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当前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以下简称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谈判进程中,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秉持不同的谈判立场,化解相关谈判过程中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呼唤有效的制度安排。以鼓励海洋科研创新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价值导向为基础,进而构建弱限制性获取制度和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惠益分享制度是符合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目的的有益尝试。面对国际变革,中国应当研判海洋遗传资源的发展趋势,针对性地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并引导会议进程,推广中国理念。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选择与中国方案

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需要处理海洋遗传资源问题,包括其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然而现有国际法规定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不具备直接适用的条件。梳理国际法现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总结得出获取和惠益分享可以以“成本”为标准,被划分为严格和宽松两种类型,将不同类型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加以组合得出不同的模型,评估不同模型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应用的利弊,阐明宽松获取和严格惠益分享的组合模型,既能促进技术创新,又能实现惠益公平,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蓝本。

BBNJ协定海洋遗传资源货币惠益分享制度:建构逻辑、不足与完善

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是BBNJ协定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但各方无法在政府间谈判中达成一致意见,遂以发达国家强制性年度缴款延后具体规则的构建。BBNJ协定既未从规则层面回应发达国家对于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构建必要性的质疑,亦未为公正分享资源所衍生经济利益提供制度解决方案。为消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平衡MGRs货币惠益分享与激励科研创新的关系,宜要求开发者在商业利用阶段履行货币惠益分享义务,将1%左右MGRs研发商品销售净利润作为货币惠益的具体类型。同时,国际社会应当通过鼓励自愿捐款、建立MGRs强制性来源披露制度、明确MGRs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属性解决制约货币惠益分享具体规则成立与实施的因素。

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实现机理及制度选择

由于对发达国家“生物海盗”行为的不满,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条约的出台,以求将生物遗传资源私权化并分享生物遗传资源技术开发所获得的收益,但收效甚微。通过分析生物遗传资源的自然状态和利用方式,阐明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运用公共产品私权化理论,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和国家立法解析了生物遗传资源私权构建的模式选择和制度安排;基于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动管控和私法保护体系,指出管控不足难以实现国际间利益重新分配的根本目的,“专门权利”模式设计缺乏制度体系支撑,制度方案实施程序复杂、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造成障碍,提出以跨境利用中的惠益分享为制度目标,以及加强生物遗传资源流动管制、完善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施机制等建议。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核心内容解读及其生效预测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由遗传资源利用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确保公平公正的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目标的里程碑式文件,将从多个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对议定书进行解读、分析和评估对于决定是否签署和批准议定书至关重要。根据分析,议定书核心内容分为遵守、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遗传资源的获取、术语、范围、特殊考虑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等7个方面。本文对这些核心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了其影响,预测了议定书生效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巴西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研究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曾一度是世界遗传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巴西很早就意识到保护本国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巴西政府于2001年发布了《巴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暂行条例》。随后又对《暂行条例》进行了数十次修订,直到2015年由总统签署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第13.123号法律)。巴西立法对有关概念和术语做了比《名古屋议定书》更为详细的区分和解释,并分别对生物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获取、审批、转让、惠益分享、行政处罚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为了更好地管理生物遗传资源,巴西还成立了"遗传资源委员会(CGEN)",并建立了"国家惠益分享基金(FNRB)"。中国与巴西同属生物多样性大国,且国情相似,本文对巴西遗传资源立法过程及其在遗传资源获取程序、管理机构、惠益分享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为国内立法提供参考依据。

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典型案例研究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是国际法、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环境与发展等领域新兴的热点。我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非常丰富,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地方品种,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不明,缺乏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以合同为主要方式的共同商定条件存在弊端,惠益形式相对单一,我们应加大投入,持续开展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研究和评价;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利用。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国际趋势及国家立法问题探讨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已经成为许多国际论坛的焦点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率先确立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国际论坛也相继进行了相关议题的讨论,要求缔约方尊重和承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提供者的权利。我国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还缺乏明确的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尚未建立。需要建立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家制度体系,此制度体系中需要确保公平公正分享惠益,体现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并尊重当地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与利益。

《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谈判进展

本文重点介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的进展概况,该工作组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政府间谈判,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本文还同时回顾了自2001年特设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以来有关ABS国际制度谈判的进展和焦点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论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分析

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率先于2002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建立了印度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印度的生物资源及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基本法律规定、管理框架、获取程序、法律责任及申诉、生物多样性基金及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合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主权原则、机构设置、程序创新和法律明确。认真研究印度相关制度,可为我国制定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提供参考。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外立法及其启示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公法管制模式来调整该问题的国家之一,它采用了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规定在目标更广泛的综合性立法之中的形式。其"综合立法+专项实施条例"的立法形式、协调型的管理体制和主管模式以及为避免交易中存在的实力不平衡而设立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共同商定条件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为了应对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生物剽窃"现象,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有效管制,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引入了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制度,并为各国建立国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确立了国际法框架。事先知情同意要求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应在其生物开发活动开展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寻求相关主体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获取申请者以合理方式提供的信息做到全面知情,并以特定格式就获取申请者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作出明确的、肯定的授权。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在生物技术时代，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是国家和民族的战略资源。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无偿采集、研究和商业化开发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并通过专利等知识产权形式排斥资源提供国的持续使用，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法确立了国家有关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改变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利益分配的固有格局。

欧盟《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述评——兼谈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颁布《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旨在落实其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的国际法义务。本文介绍该条例的立法背景、适用范围和几项重要制度,分析并评价了条例的主要内容;并对我国今后在遗传资源管理模式、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参与《名古屋议定书》后续谈判等方面提出建议。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背景、进展与挑战

本文回顾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有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ABS)问题的谈判背景,介绍了ABS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历程。对《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以来有关ABS问题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有关遗传资源来源证书制度的讨论与成果,进而对当前ABS问题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国际层面上WTO体系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体系与CBD之间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冲突,国家层面上ABS问题的立法需求与焦点问题,以及在确定遗传资源来源和实施惠益分享方面的技术限制等。

我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研究

当前,我国遗传资源流失的问题非常严重,现有的法律存在较多的缺陷,无法有效阻止遗传资源的流失。因此,我国有必要遵照《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建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我国应当采纳单独或专门立法的模式,未来立法应包括目标和原则、适用范围、国家主管部门、获取程序、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惠益分享和监测机制等七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澳大利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制现状、案例与启示

澳大利亚地处大洋洲,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澳大利亚199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2002年制定了《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则》,同时昆士兰州和北部领地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率先创设了《昆士兰州生物开发法案》和《北部领地生物资源法案》。本文对澳大利亚国家和地方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中遗传资源的获取、管制、惠益分享等内容的规定进行了详细研究整理,并收集整理了澳大利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案例,深入分析了澳大利亚立法实践效果,为中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立法提供经验参考。

遗传资源与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民间实践案例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及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正式生效.而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已存在初步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实践.本文以贵州省三都县水族马尾绣、云南省贡山县畜禽遗传资源和贵州省黎平县香禾糯3个民间实践为例,总结和分析了中国民族地区民间ABS的现状、内容和机制特点.结果表明:(1)水族马尾绣的惠益分享机制建设尚处于萌芽状态,惠益分享模式仍然十分模糊,缺乏惠益分享的基本原则和程序等;(2)贡山县畜禽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建设处于起始阶段,建立了清晰的惠益分享模式并签订了合同,体现了一定的惠益分享理念;(3)黎平香禾糯惠益分享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成效,持有方—地方社区、使用方—企业、监管方—政府部门三方权责明确,各方基本利益得到维护.分析认为:(1)ABS利益相关方—持有方、使用方、监管方—的意识提高和能力建设对于ABS实践成败具有关键性作用;(2)监管方在ABS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3)惠益分享模式设计合理是建立和完善ABS制度的基本保障.上述ABS民间实践与真正意义上的ABS制度尚有很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探索,但这些民间经验和民族智慧能够为建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