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飘荡——论20世纪30年代海派作家的政治心态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海派作家一度呈现出趋附左翼的政治热情,但这种趋附,并非出自他们内心对无产阶级政治和文学的认同,而是源于他们的趋时心态及政治认识上的幼稚。一旦国民党右翼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海派作家出于对政治的恐惧便有意迴避了政治,转向表面上远离政治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不合时宜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精神危机。

新时代 新理念 新副刊——《青年报》“海派作家”变革实践初探

著名报人赵超构曾经说过，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另一著名报人金庸也说过，对于报纸而言，新闻为攻，副刊为守。转眼今日，一张报纸对快节奏的现代人来说，最关注的当然是新闻，但静下心来耐心去品味的东西还是报纸的副刊。所以，副刊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了这张报纸的品位，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读者的品位。因而，好的副刊是一张报纸团结一大批读者的纽带。

文化市场下的海派作家及其小说写作

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体制的形成使海派作家的社会角色、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

面对现代文明的京派、海派作家

北京和上海有着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形态。前者凝聚着传统文化,因而处处显露出凝重典雅;后者重视物质、趋新求异,因而具有通俗性、先锋性。北京和上海城市文化的巨大反差,孕育出了不同的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使得他们面临中西文化撞击时对现代文明所持的态度各异。面对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京派作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疑惑甚至排斥,而海派作家对都市文明则怀有留恋多于批判的心态。这造成了两派作家切入现代文明的角度不同,京派作家偏重于对乡村中国理想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而海派作家则偏重于对都市文明喧哗骚动美的刻划,追求奇俏、突兀。

文化市场下的海派作家及其小说写作

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体制的形成使海派作家的社会角色、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使其小说具有明显的商业化写作特征。

沈从文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考察

在中国现代性发展进程里,作家们的心态从对于家国的爱怨交织发展到个人心意的零余体验,沈从文和海派作家即是代表,他们在零余体验里产生了虚拟时间中对于永恒的幻想。他们和革命作家的心态一样,来自古老中国面对“现代性”侵入的焦虑。沈从文与海派作家的矛盾统一和革命作家一样,同出于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传统。

怀念海派作家程乃珊

2013年4月22日,我在巴黎得知程乃珊去世的消息。次年,在上海公墓安放仪式上,看到严尔纯(程乃珊丈夫)道兄把她的骨灰盒缓缓放入龛内时,程乃珊的音容笑貌慢慢浮现出来。程乃珊是著名的海派作家。她笔下的《穷街》《蓝屋》等作品,表现的是平民文化、租界文化和洋场文化。这些文化元素是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海派文化”主要成分。

海派女作家笔下的空间意象——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为例

书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其构成空间是不容忽视的,从海派女作家书写上海的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公馆、公寓、弄堂、酒吧等空间场所往往是故事比较集中的发生地,对这些处所的反复使用,使它们成了一组组独特的空间意象,这些意象一方面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存在,另一方面又成为某种城市精神的象征。本文就着重选择了几个意象,试图进行一下简单的论述。

论“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2 0世纪 40年代上海文坛以张爱玲、徐讠于、无名氏为代表的作家群宜称为“新海派”作家群 ,因为他们的小说既表现出鲜明的探索性和先锋性 ,又溶合着明显的商业性和媚俗性 ,这正是“海派文化”的特征。当然相对于 1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和 30年代的新感觉派来说 ,他们又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超越与综合。具体到每个作家的艺术追求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与个性。

文化场域与创作转型——海派作家的香港时期

1937-1952时段,因为内地的战争与政治因素,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发挥着＂彼岸的诱惑＂。张爱玲、叶灵凤、徐、马博良、刘以鬯、马国亮、周天籁、沈寂、杨彦歧、穆时英、冯蘅、潘柳黛等作家相继跨过罗湖桥赴港。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有着复杂的文艺生态,极大地影响着赴港海派作家的创作路径与创作气象。这一支海派文学的延长线,凝聚着历史丰富而复杂的棱面。

海派女作家的流变轨迹与内在差异

分析了因不同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造成的四代海派女作家上海书写的发展和变异,即由乱世里的庸常都市,变为漂泊者的精神家园,继而成为布尔乔亚的梦中花园,最终成为另类女孩的放纵舞台。

海派女作家创作的意义和缺失

文章评析了海派女作家创作的得与失,指出她们为中国文学审视都市提供了独特的经验,使上海作为一个感性化、人性化的都市形象区别于其他城市,但她们的缺失在于飘渺的小资情调和对琐细生活的过分依赖。

世俗·欲望——论海派女作家的创作共性

不同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价值观念,构成了四代海派女作家不同的创作阶段,但是上海独特的文学生态环境和女性天性中带来的对都市的迷恋和认同,使得上海在她们笔下呈现出一脉相承的世俗性和欲望性。

海派女作家小说中男性形象的比较及传承——以张爱玲和王安忆为例

该文结合海派文化的背景,将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类型与王安忆文本中的男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及其传承变化关系。

海派文学的现代性

海派文学从严格意义看是现代上海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上海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与现代的“市”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边缘性、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边缘性。海派文学的基本性状诸如反叛性、竞争性、松散性、实利性、装饰性等较之上海文学的其它成分，更可以从上海文化精神中寻得大部的一致性。它是一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都市文学，因而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

论海派文学的弄堂文化景观

我以为,与其讨论什么是海派文学,还不如换个角度,问一下海派文学还有什么可读的?我以为,如果要谈论海派文学,弄堂景观已经成了不能不大谈特谈的对象.这是因为,除了海派文学整体面貌的变化外,新时期海派文学中弄堂文化景观的创作成就,是引起文坛关注的一个主要因素.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文学艺术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说是京派和海派的母体。上海文化的洋化程度较深，这使海派的文学选择明显带有先锋性；京派的文化选择既是平民，又是贵族的。与此相对应，是京派小说家以高品位文人而自居为“乡下人”，而海派作家的文化角色则是“敏感的都市人”。在审美追求上，京派重乡土民俗，海派重洋场声色。京派使自然人性带上浪漫情调的神性，海派使现代都市性意识蒙上死亡的阴影。

在海派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传统之间——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继承性问题

1990年代中期,王德威将王安忆命名为海派作家传人。大陆学界与王德威对海派的理解存在差异,前者是将“现代”视为新生事物的视角去理解,而后者的理解则投射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的世纪末情绪。王安忆反驳了命名,但她的确在题材上延续了张爱玲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也如新感觉派、张爱玲一般对都市生活表象充满兴趣;然而与海派小说无意承继“五四”使命不同,王安忆是坚定的“五四”文学传统继承人,她捍卫小说思想价值,并怀有“改变世界”的诉求,而她的多数小说也体现出了这一面向。

鲁迅论海派

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派别而存在的海派曾发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个派别萌蘖于十九世纪后叶“十里洋场”的上海,至建国初消弭。它拥有庞大的作者群,创作了成千部小说,有些作品产生过家诵户读、街谈巷议的轰动效应。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文坛的一些青年也深浅不一地受到海派文学的浸润。面对这样一个持续时期长、作品数量惊人、且占有较大消费市场的派别,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奠基人的鲁迅不能不对它有所关注与批评。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任务的繁重,鲁迅尚未有时间和精力对海派文学作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但凡著文论及海派之处,均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学习鲁迅有关海派文学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海派文学的历史渊源、海派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它受褒或抑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