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疆危机与地方乡绅的参与应对——基于林树梅诗文之讨论

鸦片战争期间东南沿海战祸四起,因营务废弛和不谙海势夷情,守土疆臣不得不仰仗地方乡绅等社会力量襄助,以应对危机。闽南乡绅林树梅于战时受聘于官员,积极上书谋划海疆攻防策略,还投身军旅参与海疆布防与招募乡勇等事务处置。乡绅林树梅的经历,揭示了海疆危机中地方乡绅的参与应对途径,乡绅建议如何转为官府应对危机策略。海疆危机之下朝廷、疆臣与地方乡绅互动也折射了官绅关于时局危机的各自复杂考量,国家和地方基层社会之间制度性互动的缺失对近代边备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之调整

中国是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样的地缘因素要求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既要重视陆权又要重视海权。但近代以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却一直是以重视陆权的"塞防"为主。步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进行了大的调整:先是注重"塞防"的安全战略,后是"塞防"与"海防"并重的安全战略,最后到了侧重"海防"的安全战略。这种安全战略的调整,尤其是其越来越强调台湾岛在安全战略中的独特性这一特点,与近代中国遭遇日益严重的海疆危机密切相关。

晚清政府处置粤西海疆危机及对南海维权的历史意义——以中法战争后冯子材的军政建树为中心

中法战争后,粤西海疆(时兼辖海南岛)的形势因陆路战场的胜利反而变得愈发严峻。晚清政府任命冯子材为"督办钦廉一带防务""兼督办琼州客黎事宜",担负起拱卫粤西海疆的重任。冯子材再次临危受命,通过艰辛困苦的军事斗争和富有远见卓识的综合治理,为北部湾中越勘界伸张权益,为海南岛的稳定和发展殚精竭虑,其不朽功勋对此后的南海维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昭麟与乾嘉之际澳门海疆危机

华南海盗猖獗、英军两度侵犯共同构成乾嘉之际澳门的两大隐忧,此亦为鸦片战争前粤东及澳门海域最大规模的海疆危机。时任香山知县彭昭麟亲历危机,在两次危机应对及与澳葡政府合作中起到过重要作用。通过彭昭麟所为,既可考察彭昭麟在海疆危机应对中的策略及作用,也可藉此厘清同时期中葡关系的本相。

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各国海上东来,撞开中国国门,刺激了近代中国海洋性因素的生成与培育,对中国国家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欧各国的领土主权观,极大地冲击和销蚀了传统中国普世王国形态下的主权观念,促进了近代中国主权观念的衍生。同时,近代中国也利用了西欧各国对主权和国际法的界定,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界限,强化了中国海洋领土观念,但是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海洋制约性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也论晚清政府对海疆统一基本格局的维护

晚清自道光中叶以降,海疆危机即持续不断。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胁,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全国各重要海防海口门户洞开,列强对清代传统海疆主权的侵夺更是比比皆是,中国台湾、澎湖、南海诸岛对清朝海疆安全的重要性凸显无遗。在一系列海疆危机面前,晚清政府一方面逐步在传统海洋观念的基础上接受近代海洋与海权观念,筹建近代海军以维护海疆主权;另一方面积极以多种努力和尝试,维护了海疆统一的基本格局。

陆、海疆地缘秩序与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

中国疆域的成型是历代建立、延续并完善地缘秩序的结果。秦朝一统六国后,建构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结构性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议题。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旨在与各地以一对一的方式联结,即建构“一”与“多”的关系。汉朝凿空西域的地缘意义在于将匈奴影响下的蒙古高原、西域与青藏高原诸多势力分别对待,使之在未来2000年的地缘秩序中成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对于游牧政权而言,他们习惯以直接占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迫使农耕政权岁贡、开榷场,以农耕区服务于游牧社会。而当其社会内部农业地区的权重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其政权将向中原的王朝体制转化,从而具备了入主中原的资质。游牧政权的政治逻辑与中原王朝并非截然对立,其政权发展王朝化几乎是必由之路。东南海疆的地缘秩序是近50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脉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年,中国便因海疆地缘构想的先天不足而遭遇边疆危机,而西欧殖民者正是通过了解海疆与陆疆之间的地缘结构,破坏了传统中国的海疆地缘秩序。

法国侵占九小岛后中国社会舆论的反应

20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为控制南海航道,掌控南海海权,趁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以“无主之地”为借口,派出军舰和调查船,陆续侵占南中国海九座小岛.此为中国近代最为严重的海疆危机之一.1933年7月25日,法国发表公开占领公报,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团体纷纷抗议法国侵占行径.中国报刊也争相撰文,以大量报道和评论宣传传播即时信息,捍卫南海主权,揭露法国野心,支持国民政府展开外交斗争,体现出勇敢坚定、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

“九一八事变”前后法国声索西沙群岛“主权”研究补正

法国早期远东航行中有关西沙海域的记录并不多。直到建立法属印支联邦后,法国政府才逐渐关注西沙群岛,其认知也历经反复。与此同时,法国驻印支殖民官员开始有意搜集安南史籍和西文记录。这些资料混淆了西沙群岛、黄沙和帕拉塞尔等概念,试图从中得出“黄沙”即“帕拉塞尔”亦即西沙群岛的立论是不成立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法国趁机以这些混乱的资料作为“证据”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交涉。仔细梳理法国在交涉公函中提到的法、英、越等多方资料可发现法国拼凑“证据”的过程,辨析这些“证据”的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