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律令体系的法律性质澄清——兼驳明代闭关锁国论

《大明律》“海禁条”是用于和平管理的关津管理法,由皇帝临时发布的“海禁诏令”是紧急状态法。前者不是后者的立法依据,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执行法。明朝并不存在“律令一致”的海禁法律体系。《唐律》“出关之禁”禁“出”物的种类与《明律》“出境之禁”禁“出”物之比是14∶9;《唐律》“对人之禁”比《明律》的规定更加严苛。《明律》丝毫不比《唐律》封闭。朱元璋并未建立实行“海禁”的祖制,其后代子孙并非个个都颁布或执行了“海禁诏令”;几代皇帝颁布的“海禁诏令”都因不再需要实行海禁而被废除。明朝的“海禁诏令”主要是为应对反明势力和倭寇的军事进攻或袭扰而颁布的,都是军事性的临时措施。明朝在《唐律》关“禁”管理制度基础上创设包含关“禁”和海“禁”的海关管理制度、创设对外国贸易的市场、在外贸管理上采取“票号文引”等管理措施,这些都是对“海洋贸易”的积极顺应。

明清海禁时期朝鲜华商贸易形态的历史嬗变

明清海禁时期,朝鲜华商的商贸活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出现了一些形态上的变化。首先是在海禁严厉时期,正常的朝鲜华商贸易形态较宋元时期极大地萎缩,出现了特殊的商贸活动和商人形态,如依托官方贸易的官宦商人、开展走私贸易的非法商人等。其次是特殊的朝鲜华商贸易形态产生了反噬作用,促使明朝间断开放民间贸易、清朝完全开放边市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中朝之间正常的华商贸易形态。总的来说,朝鲜华商贸易形态的嬗变,与明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政策密切相关。

海禁政策之下的明代福州港

本文以海禁政策之下明代福州港航海活动的兴衰变化为中心,论证了海禁政策对福州港发展的不利影响。由于福州身为福建的政治中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明朝之前福州港的发展。明朝时期朝廷试图以官方力量垄断对外的一切交流活动,在福州严行海禁,因此对民间航海活动造成了严重打击,到嘉靖年间福州港的核心地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航海人才。而由于明朝缺乏培养航海人才的制度建设,其官方航海活动的开展实际上并不能脱离对民间航海业的需求,因此海禁政策不论对福州港官方还是民间的航海活动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明朝海禁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意义

文章探讨了明朝中后期实施的海禁政策,如何促进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和西域地区的传播与交流。明朝海禁政策限制了民间海外贸易与接触外国商人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和保护了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大规模内陆贸易。在贸易往来中,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流向西域和东南亚,带去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来自这些地区的特产,以及伴随而来的音乐、舞蹈、饮食等文化元素,也在中国传播开来。在政策驱动下,中国内陆与周边地区形成了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不仅加强了中华文化群体的凝聚力,也促进了东南亚和西域文化向中原地区的渗透。总体上看,尽管海禁政策限制了海外贸易,但其推动的内陆贸易网络,促成了中国文化范围的大幅扩张,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程度。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仍具有一定的启示。

明代海禁政策变迁中的博弈:从双边分歧到多边促成

明代海禁政策的变迁始于明初,终于明末。官商、外商和国内私人海商力量,围绕着海禁政策变迁展开博弈,影响了海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启动和实施。明代海禁政策变迁,经历了从最初的相关利益群体尖锐对立,到相关利益集团经过多边协调,海禁政策变迁最后得以实现。这个复杂的政策变迁过程体现了相关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不断转变。基于利益集团理论,使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可以假设海禁政策变迁中仅仅存在禁海方和开海方两个利益联盟,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明代海禁政策变迁过程中,利益主体是如何从最初的直接对立,经过博弈和妥协,最后达成多边认同。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和博弈论分析明代海禁政策变迁是一种新的尝试。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再论施琅与清初开放海禁

施琅统一台湾 ,为复界开海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前提条件。因此 ,施琅是清初开放海禁的第一功臣。施琅在清初开放海禁决策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政局的稳定是清初开放海禁决策时压倒一切、必须首先考虑的。施琅确实是主张开放海禁的 ,但是态度十分谨慎 ,他对商舶出洋互市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一时有碍于台湾及东南沿海经济的对外交流与发展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却有利于台湾与东南沿海局势的长期稳定和开放。

明清海外贸易中的“歇家牙行”与海禁政策的调整

为了冲破明代的海禁政策,民间创造出一种商贸经营模式——"歇家牙行",这种经营方式可以把各类商人、基层组织、地方衙门、海防、税关等人员联络起来,形成一个巨大贸易与关系网络,为成功走私海外贸易提供了条件。开展这种经营方式的群体,史称"商牙歇家"、或"窝主"、"主家"、"接引之家"等,名色不一。他们推动了明代海禁政策的调整,转变了明清海外贸易管理方式,这主要体现于政府利用他们力量来协助管理番货抽分。另外,因"歇家牙行"经营模式能很好替代市舶司的功能,这为明清从"市舶司管理"转变为"海关管理"提供了社会条件。

论明王朝海禁之害

明王朝建立后不久,为巩固其专制统治,厉行海禁,并定为基本国策。海禁从其本意来说,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首先是东南滨海居民)的,“以海道可通外邦,故禁其往来”。与此同时,也极力限制乃至阻止海外客商进入中国贸易,亦海禁之义。这一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利益集团与明代海禁政策变迁(1508—1567)

明代海禁政策变迁打破了原有的官商利益集团垄断海外贸易的格局,允许外商和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从事海外贸易。明代海外贸易的每一次政策变动都会影响不同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也通过自己的行为反过来影响海禁政策变迁进程。明代海禁政策变迁的研究,少有从利益集团的理论视角分析其推进过程,在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和利益集团相关理论,对明代海禁制度变迁进行分析和探讨,是一种新的尝试,也能更好地总结出明代海禁政策变迁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各阶段推进的差异。

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

为了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元明时期开辟了海上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海运。海运对沿海城市发展及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两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与天津就是在海运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海运还促使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航海技术、造船业的进步。元明时期的海运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元朝是新兴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其时,西方殖民主义者还没有向海外扩张。除了暴风雨雪等自然灾害外,中国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安全,这就在客观上为元朝海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朝中叶因沿海地区倭寇入侵,故而罢废市舶司,在对外贸易上加大限制力度。一度曾下令"片帆不得入海"。实行海禁的结果,助长了日益猖獗的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侵扰。元朝及明初生气勃勃的海运事业,到明末已销声匿迹,中国在中西科技交融及近代社会转型变迁之际,坐失发展良机,使后人不禁为之叹息!

陆权与清代“海禁”政策

清代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包括移民限制、物品出口限制、外商来华贸易规定以及民船建造规格等多项内容。这种海禁政策的性质并非惯常认定的"闭关锁国",而是中国传统陆权战略的一部分,其制定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清代海禁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剧变,这种战略尽显弊端。

海禁政策对明代潮州社会的影响

宋元以来,潮州的海上贸易活动已经十分发达,并在整个社会的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初,朱元璋因张士诚、胨友谅余党勾结倭寇,行锁海政策,严禁人民私自进行海外贸易。后此诸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时常重申禁令。因而,自宋元以来潮州人民努力建立的与海外通商的传统,陷于停顿状态,未能再一步发展。这一政策,对明代潮州的社会状况、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俗等等方面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元朝海禁初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海外政策同唐宋相比,更具有开放性。但元朝也曾出现过″禁商下海″的海禁,中国海禁自元朝开始,后被明清所继承和强化。海禁虽然对元朝海外贸易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它表明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了解元朝海禁有助于全面理解元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并从中管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走向。

海禁与生计:明清以来闽台沿海的带鱼捕捞

明代初年,沿海各地厉行海禁,浙江近海鲜有越界钓带的渔船。至万历年间,海防颓废,政策上的松弛使得福建渔民开始大规模的联船入钓,进入浙江近海捕捞带鱼。明清鼎革,清承明制,仍在闽浙沿海实行海禁,禁渔令开始收紧,不许渔船跨省采捕。这一定例在嘉庆年间被官方废止,福建渔民越界采捕的行为,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明清两朝,国家的海禁政策的松紧变化,成为左右福建渔民钓取带鱼的关键因素。

元朝海禁初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海外政策同唐宋相比,更具有开放性。但元朝也曾出现过“禁商下海”的海禁,中国海禁自元朝开始,后被明清所继承和强化。海禁虽然对元朝海外贸易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它表明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了解元朝海禁有助于全面理解元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并从中管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