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与重构:潮汕浸礼差会女性传教人员社会性别演变(1860—1903)

海外传教过程中,女性传教人员的社会性别在不断的失范中得到重构。晚清时期潮汕浸礼差会女性传教人员社会性别的重构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不过并未突破,都是在原有框架内达成。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女性传教人员社会性别的失范与重构成为整个国家女性社会性别变动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她们的女性独立意识。而女性传教人员塑造的中国女传道、女信徒的形象也为美国社会性别重构提供了中国参照。在失范与重构中,满足了女性传教人员的传教热情,扩展了传教事业。不过重构活动由男性主导,仍是在男权社会的总框架下进行,女性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无法全面参与和决定自身社会性别的重构,对她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压抑。

英国浸礼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变迁论纲

英国浸礼会自李提摩太1878年开辟山西教区后,先后设立了太原、忻州、代州三大总站,发展教徒,在晋传教长达70余年,成为山西规模较大的新教差会;浸礼会为打开布道局面,在活动地区开设崇实学校、博爱医院等著名的教会学校、医院,促进了近代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浸礼会传教士还参与山西灾荒战乱救济,反对妇女缠足,推动山西社会乡村改良,并积极倡导禁烟。英国浸礼会在山西活动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其活动却成为山西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英国浸礼会在近代陕西慈善事业考略

英国浸礼会自1891年进入陕西后,出于宗教普世主义与传播福音的双重目的,在陕大力兴办慈善事业。面对近代陕西灾荒、战乱频发的局面,浸礼会士积极投身于灾荒救济;参与战乱中的难民伤兵救助;开办孤儿院收留灾荒儿童;开设医疗机构施医舍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民众的疼苦。浸礼会在陕西的慈善事业,尽管存在吸引民众入教的目的与救助地域的局限,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陕省民众无疑是雪中送炭,尤其为浸礼会在陕西传教开了方便之门,并带来了先进的慈善理念,推动了陕西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基督教浸礼宗在凉山彝区的传播历程及背景——以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经历为例

综观近代中西文化互动与交流过程,西方文化往往表现更为主动、活跃与深入。其中传教士的活动堪称中西文化互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事实上不仅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医疗、教育等理念,还使中国边地族群的许多文化事项和文物古籍也得到很好的记录与保存,并在今天已以各种方式不断"返回本土"供后人分享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浸信宣道会曾在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极度封闭的中国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本文以美国浸信宣道会在华传教事业兴衰更迭为背景,记述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等人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新教传教活动,试图由此细节观察近代西方基督教浸礼宗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浪潮。

美北浸礼会对粤闽赣交界地区客语人群的传教活动(1880-1907)

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早期对粤闽赣交界地区客语人群的传教活动经历了从揭阳门口岭中心到嘉应城中心,再到嘉应城和河婆双中心的历程。同时也是客家教会不断进行自身建构,并最终与潮语教会完全区分的过程。除了直接传教,传教士还通过医疗和教育手段传播基督教,宗教效果并不明显,且引发了种种问题。另外,传教士还在客家话学习和客家话圣经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与潮汕社会一样,教会被客语人群视为一种社会资源组织,成为在各种社会竞争中保护和提升自我的工具。

冲击与调适: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

浸礼会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保护，但教产与教徒均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后，浸礼会在相对稳定的传教环境下，转变传教策略，逐渐扩大传教区域；开办的新式教育日趋得到民众认同，开始走向正规化与高等化，开始将医疗工作作为传教重要手段，专门派遣医学传教士，建设正规化的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培养中国医生与护士，实现从救灵到疗身的转变，医院世俗化趋势加强。浸礼会传教士在华推行普世之爱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晚清潮汕浸礼教会建构的历史进程

晚清时期,潮汕地区浸礼教会建构的历史进程先以礐石堂为中心点向外扩散到各个县,然后通过每个县向下传播发展出许多个面,最后通过教会联系塑造出一个跨县域的图景。教会网络在不断扩展的进程中被赋予新的内容,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权力框架。有些平信徒利用自己的血缘、地缘等本土关系网络,以教会为平台,逐渐将基督教嵌入到社区结构中。

美国浸礼会近代以来在潮汕办学述评

美国浸礼会国外传教会于 186 0年进入潮汕传教。为加强传教 ,他们兴办了许多学校。浸礼会在潮汕地区的办学具有发展快、规模大、影响力强等特点。美国浸礼会在潮汕地区的办学 ,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给予他们的特权进行的 ,具有文化强制渗透的色彩 ,并通过办学使基督教在潮汕民众中得到快速传布 ,同时传播了西方文明、价值观念 ,扩大了美国在华影响 ,客观上也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 ,为潮汕地区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起了一定的作用。

福音与改良:英国浸礼会在华农村社会改良活动考略

英国浸礼会来华传教后,为改变活动地区农村的贫困面貌,兴办棉纺织、花边发网等实业,并借乡村建设热潮,与教会大学合作开展乡村改良,以提高教徒经济收入与中国文明程度;英浸会传教士从维护基督教教义角度出发,投身于禁烟与反缠足运动,以帮助民众改变生活陋俗;英浸会设立广智院等教会博物馆,通过展览西方文明以启迪民智,并开办识字班、乡村学校,帮助广大民众扫除文盲,尤其重视妇女阶层的思想解放。英浸会在华的农村社会改良活动,虽带有传播福音的功利动机,但却给活动地区带来了急需的西方现代文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社会面貌。然而英浸会企图通过改良来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是不现实的,在不变革当时社会体制的现状下,中国农村社会的积贫积弱也无法根本改观。

被排斥的外来者:青州赈灾中的英国浸礼会与江南士绅

波及华北五省、牵连上千万民众的丁戊奇荒,其最初的发难点位于青州府,而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藉助近代传播媒介对灾荒的报道和募捐将青州府旱灾的消息发散至全国乃至西方社会,并掀起了近代第一次中外共同参与的救荒行动。尽管带着善意而来,但拥有西方强权标签的李提摩太却成为青州地方官和江南士绅共同的排斥对象,李提摩太最终被迫放弃了与两者合作救荒的计划,从而宣告了英国浸礼会以慈善形式第一次参与青州公共事务尝试的失败,而其宣教事业也并未在救荒中出现预期的发展。另外,江南士绅利用上层政治力量强迫青州绅富归还土地的赎田案对当地绅富的权威提出挑战,但因江南士绅无法提供足够的赎田资金而致使赎田案沦落为束之高阁的公告文本,江南士绅也最终遗憾离开。

福音东传:英国浸礼会在华布道事业论略

英国浸礼会自1846年来宁波传教，后又开辟山东、山西、陕西三省传教区，直至1952年撤出中国。浸礼会的在华布道工作由传教士与中国布道员合作完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三层传教体系；起初浸礼会的直接布道多是乡村旅行布道，后又在集市、教堂、监狱、帐篷等场所布道，对妇女儿童也有特殊宣教；鉴于直接布道收效不大，浸礼会又通过开办学校、医院及赈灾等间接布道方式来宣讲福音，打开了传教局面。浸礼会虽然吸引了众多民众入教，但由于文化冲突、政治环境等原因，其中华归主的愿望远未实现。

19世纪基督教浸礼会圣经译本考述

基督教在华传播是从传教士来华和《圣经》翻译开始的。最早一部完整中文《圣经》则是由在印度传教、终生未来过中国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完成并在印度出版。他同时也开启了浸礼会圣经汉译本的先河,19世纪之后的三种浸礼会圣经汉译本都是在修订马士曼译本的基础上形成。其中仅有《新约》的胡德迈译本、高德译本在宁波印刷出版,怜为仁译本是唯一在中国本土出版的浸礼会圣经全译本。上述四种浸礼会《圣经》译本均是深文理,与当时《圣经》中译的整体倾势相同。

全球化与地方化:潮汕浸礼教会组织框架研究(1860—1901)

传教时代以来,基督教从欧美向亚非拉地区扩展,成为近代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进入具体地方语境的基督教不断增加自己的地方特点,遂成当代世界基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潮汕浸礼教会组织框架的构建经历了从新约教会模式到礐石堂中心,再到全体传教士大会框架下各传教站为中心的过程。全球元素与地方元素在各个阶段互相影响。总体上看,全球化不断推进,地方化在有所后退的情况下将自己内化为全球化图景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保留了地方元素。

冲突与缓和：从英国浸礼会看近代民教关系演变

英国浸札会自1845年入华传教后，先后在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教，直至1952年方撤出中国。英国浸札会在传教活动初期，因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导致对基督教兴趣不大，传教效果不佳。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接触其他宗教人士，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意图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国浸札会也遭到严重破坏，山西有多名传教士被杀。清末民初，随着基督教对于教育、医疗事业的重视，日渐得到民众的认同，但在1922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反教浪潮再起，浸礼会教务又受到冲击，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恢复正常。因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本质上的冲突，中国民众未能从根本上接受基督教，仍将其视为“洋教”，入教者不多，基督教所谓“中华归主”的意图更是难于实现。

合作与冲突:英国浸礼会与美北长老会在齐鲁大学创建初期的博弈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的研究相较于其他教会大学而言,仍略显薄弱。齐鲁大学的研究开始于美北长老会传教士郭查理(Charles H. Corbett)的《齐鲁大学》,该书从最早参与协商创办齐鲁大学的美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开始讲起,阐述了齐鲁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历程,是第一部完整的齐鲁大学发展史。

摩尼、印度和摩尼教

1969年发现的希腊文《科隆摩尼古卷》讲述了3世纪摩尼的印度之行,这份文献显示摩尼的印度之行应该在240年至242年之间,他可能让印度西北一个国王皈依了摩尼教,并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摩尼教的社区群体。摩尼的印度之行,对摩尼教的形成与早期发展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摩尼吸收了印度宗教思想以丰富摩尼教的理论,在寺院建设、宗教仪式等方面,印度宗教对摩尼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济南广智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兴办博物馆,这也是在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一批博物馆.济南广智院,便是其中的一所.一八八七年(即清光绪十三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办了一所书院,称'郭罗培真书院'.

十九世纪山东新教与民教关系

与天主教相比,新教在19世纪的山东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因为:一、新教采取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布道策略,如创办教育,提供医疗,参加赈济,引进农业新品种,传授手工技艺;二、新教比较慎重地吸收教徒,如对教徒考察时间长,要求一定的文化素养,清洗不合格者,慎重地雇佣中间人,注意避免教徒“吃教”、“仗教”。因此,新教引发的教案数量少,内容相对简单,背景比较单一,在义和团时期没有象天主教那样遭到猛烈的冲击。

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1929年1月15日出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个浸礼会牧师家庭。他毕生致力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要求实现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