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之争——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西方传统宪政理论将有限政府视为理论的政府模式。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宪政观不仅在理论上陷入窘境,在实践上也是危机重重。积极宪政取代消极宪政成为西方国家政府设计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原则。积极宪政在实现社会正义,谋求公共利益和公众福利的同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也从“小政府”扩展为“大政府”。政府因无限扩张而出现“政府超载”并受到来自保守自由主义的猛烈批判,西方宪政运行再一次面临着价值抉择和路径选择。笔者认为,只有超越“消极”与“积极”之争,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才能解决宪政价值冲突,实现宪政发展的根本出路。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 2 0世纪以前 ,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 ,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 ,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 ,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 ,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 ,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 ,从 2 0世纪起 ,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 ,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

现代西方宪政转型的价值基础

现代宪政的转型是从传统的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理论背景是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个人主义的嬗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理念的转型。现代宪政观的建立以新个人主义和积极自由观为价值基础。积极宪政突破了有限政府的职能模式,为解决现代社会权利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作出了新的抉择。

解读第四次宪法修正的理念

第四次修宪对我国宪政建设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规范建构上,更表征着我国修宪理念的成熟和理性化。以人为本的修宪理念直接于宪法的人权保障价值相契合;交互正义的修宪理念则是保障我国宪法秩序的理性选择;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相统一的修宪理念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和适应性。

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南方市福街草根商会的“民族志”视角

福街草根商会的故事发生在福街——南方市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改革开放之前,福街叫"北埗岭"——一个无人问津的旷世荒岭,不仅"无政府组织"而且无"历史"。南方市成为特区之前,福街属于金州地区金城公社的一大块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