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与刑法修正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刑事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不仅需要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支持,而且也离不开刑事实体法的支撑。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推进,已经凸显了将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刑法进一步法典化的趋势为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法提供了契机。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法应坚守刑法的理念,保持刑法价值基础的一致性,防止在对域外刑事合规制度借鉴中形成完全的路径依赖。刑法立法的重点是将合规从宽激励通过规范加以确认,以实现人们对合规从宽激励的稳定预期。在组织体责任的模式下,涉罪单位和涉罪单位成员应是相互独立的犯罪主体,应分别就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企业合规管理的义务不是也不应成为强制性的刑法义务,企业犯罪也不需要被设定为严格责任的犯罪;企业事前有效的合规管理不是单位犯罪积极抗辩的出罪事由,其直接发挥的是证明单位缺乏犯罪意志的作用,因而是单位犯罪的消极抗辩事由,可以在刑法中作提示性规定;企业事后进行合规整改应提升为刑法中的法定量刑情节。

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及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分别由检察机关及自诉人承担,但被告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控方要对犯罪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无需对否认犯罪构成要件的消极抗辩承担证明责任,但需要对积极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还要承担法律推定所转移的证明责任。推定在证明意义上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了修正,并转移部分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推定只能由刑法、刑事诉讼法或同位阶的其它法律创设。推定的设置必须遵循期待可能性原则。事实推定本质上就是推论,不得以事实推定转移任何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