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消极权利的图书馆自由

图书馆自由作为自由权利的一种,具有自由权的消极属性,强调不被国家公权力干涉或控制的立场;而图书馆权利作为受教育权的一种,具备积极权利的属性,是要求国家必须要进行积极作为、为保障其实现而积极创造条件、主动进行干预的权利之一。图书馆自由的消极权利属性决定了其并不能代表图书馆权利的全部要求,而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新闻媒体的消极权利

在是否应该把网络上一些哗众取宠的＂雷人＂请进电视演播厅的问题上,我与年轻的电视工作者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我认为这些急于出名的年轻人利用网络炒作自己无可厚非，可是，作为电视工作者，应当小心谨慎地处理这类网络“新闻事件”，不能随随便便地将这些人放进演播厅，让他们利用电视台这个“社会公器”夸夸其谈，从而达到他们哗众取宠的目的。

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中国宪法权利性质之实证分析

当前美国学者对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讨论充满分歧。借鉴德国的基本权利类型化理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是关于"本权请求权"而非"权利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类型化方法"。"消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尊重与容忍的权利","积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给付或作为的权利"。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与财政支出等情况来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注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但是政府的"积极义务"可能意味着某项"职权",并非当然对应着某项"积极权利"。

再论学术自由:规范依据、消极权利与积极义务

我国现行《宪法》第47条是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前一句话保障了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后一句话是其积极权利性质的表述。学术自由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对"学术"一词进行法学上的解释可以划定它的保护范围。宪法对学术自由给予了立法拘束型保障,但法律可以以基本权利的内外在制约为由对其进行限制。学术自由条款同样赋予了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要求国家扶持学术事业的发展。这种积极权利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它对国家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作为义务要求。国家对学术活动的差别性扶持政策并不构成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性制约,但会引起平等问题。为解决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国家基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学术世界内部结构的合理化。

认真对待文化权利中的政治权利内容和消极权利性质——基于“文化宪法”视角的分析

"文化权利"在内容上既有"社会权利"的内容、也有"政治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利")的内容,在性质上既有"积极权利"的要素、也有"消极权利"的要素。"文化权利"的"政治权利"内容是"文化权利"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作为"政治权利"的"文化权利",便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权利";"文化权利"的"消极权利"性质是"文化权利"的"积极权利"面相实现的前提,没有思想和表达自由等作为"政治权利"的"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本身便成为无源之水。

工会维权与员工的消极性权利--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维护员工劳动权是工会的法定职责。随着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劳资双方地位发生变化,员工在工作中的自主选择意愿逐渐增强,现有劳动权利保障体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性已日渐暴露。在现代企业治理中,工会对健康有序劳资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目前学界更多关注工会自身维权的有效性,但新时代中国的工会转型更应从其定位和职能这一根本性角度来探究。本文依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CEES),对工会保障员工劳动权的现状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数据结果表明,工会对员工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及职业培训权的保障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休息权和社会保险权的实现无显著影响。基于此,以机会成本理论视角明确工会未促进员工部分劳动权实现的根源在于其维权职能界限不清,干预了员工有自主选择意愿的消极性权利,进而导致员工面临"被动闲暇"和"非最佳投资"的困境。建议工会维权应以员工积极性权利的实现为动力,以消极性权利的实现为界限,即工会维权重在"保障底线",不可"过度保护"。

论作为积极权利的图书馆权利

从自由和权利概念的基本属性入手,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权利的不同性质,分析了隐藏在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语词背后的立场差异,认为立场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对国家政策的要求和主张,并指出图书馆自由侧重于"免于国家的控制"的消极立场,并不能全面代表图书馆权利的主张。图书馆权利作为受教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积极权利性质,其实现不仅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自由空间,更需要国家通过积极作为如加大经费投入等来为图书馆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

学生权利在学校中的实现状况调查研究——基于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的分析框架

现代公民理性权利意识的养成,需要良好的日常生活土壤。考察学生权利在学校生活中实现的实际状况对于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开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十分关键。本研究主要根据赛亚·柏林的两种自由观,将学生的权利区分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类型,分别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运行三个方面设计了针对中国内地中学生的调查问卷。从数据统计的结果来看,学生作为权利主体在面对学校权力的代表——德育处时,主要是一种消极负面的情绪情感体验,这实际上表明学生作为权利主体的消极权利并未得到学校的有效保护。作为消极权利代表的学生隐私权和个性发展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学校权力的损害。而在以关心和参与班级事务为代表的积极权利的实现上,学生自觉追求的主动性并不高。学生会作为学生权利运行的重要组织,实质上是受到学校权力的高度控制。研究认为,学生权利主体地位的缺位是都导致学生权利在学校中得不到有效落实的根本原因,应试教育则成为直接影响学生权利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而由于学校权利意识教育的不足所导致的学生权利意识的缺乏则是制约学生主动追求自我权利实现的内在观念障碍。破除这些困境的必由之路是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法制的现代公民社会。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一种双重面向的权利——论福利权的法律性质

尽管,福利权为美国学者所采取的主要用语,但在其他不采用该用语的国家,福利权的类似争论也在进行。其中,主要涉及到福利权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福利权是道德权利抑或法律权利以及其是否需要宪法规定。而事实上,福利权可能更是一种带有混合性质的权利,在不同的面向上需要不同的保障方式。

论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

将基本权利划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缺陷,任何基本权利都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属性,都是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基本权利的积极权能对应的是国家的积极义务,消极权能对应的是国家的消极义务。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论儿童权利的本性及其教育诉求

儿童权利是儿童凭借特殊的身份而享有的正当自由或者利益,这些正当自由或者利益是由道德以及法律所规约的。法律或者道德在确认儿童享有这些正当的自由或者利益时,明确赋予了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所承担的相应义务。受教育权是儿童的一项积极权利,也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的保障对儿童实现其他权利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儿童权利对教育提出了承认、尊重和认真对待自身权利的根本性诉求。

论服务型政府的行为限度——以公民基本权利为视角的初步尝试

从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解释服务型政府的行为限度有一定的缺陷,以公民基本权利为视角的法学方法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解决这一难题作出贡献。按传统的权利划分法,公民基本权利可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这两类权利为服务型政府的行为限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政府对公民的消极权利应尽量尊重,行为以实现社会安定和公共利益为限;对公民的积极权利,应根据社会权利的性质和权利主体类型承担某些"即时实现"的义务,在深度上则以保护"人性尊严"为限。

权利成本分析的困境与限度——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对于权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主要可分为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两种。而内部视角又可分为消极权利学派与积极权利学派。美国的霍姆尔斯和桑斯坦则试图消解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二分观,对它们存在的共同预设给予了有力的抨击。然而,他们在实然层面与应然层面相调和的试图却将其理论带进了困境。因此,必须对其理论自身及其有效性的限度进行反思性的剖析。

权利的张力——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人权观

人权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权利,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区分相应,马克思将权利分为人权和公民权。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丧失实现权利的经济社会基础,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平等等权利对无产阶级而言只是徒有其表,人权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马克思主张,自由、平等诸权利应当从政治领域扩张到社会经济领域,从而使人权从形式权利变成实质权利,其实质权利思想促成了人权的积极权利转向。马克思将人权视为一系列权利的组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需求的不同,人们赋予不同权利组合以不同的权重,这种人权思想体现为一种动态的、后果主义的人权观,使人权真正成为处于弱者地位的被统治者的防御之盾。

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新论

传统理论认为,宪法基本权利是一种防御和对抗国家的消极自由权,这值得重新思考。在现代社会,宪法基本权利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但不能既将它们视为性质的划分,又看作是范围的划分,自由权与社会权只可用来区分宪法基本权利的范围。而且,自由权不仅仅是一种消极权利,社会权也不只是一种积极权利。自由权与社会权的性质已经由对立走向融合,每项宪法基本权利都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