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保护:意义消解与价值重构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化石",它所凝聚的文化在其繁荣时期的鲜活生命和社会价值,随着文化所属时代的结束而发生原生意义的终结;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在文化遗产这一"旧"的文化形体上又实现了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价值重构。

论广告语的“意义消解”与价值生成

作为现代广告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告语,其制造非意义话语与语言固有的意义生成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成为连接制作者的阐释与受众的再阐释之间的纽带,因此,广告语的"去意义"与价值生成是现代广告的一种普遍模式。

媒体变迁之路:功能的弱化和意义的消解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媒体行业正经历着艰难的解构与重构,大众传播成为没有"大众"的传播,内容成为大众权力与社会宰制性权力争夺的工具。纵观媒体变迁的历史,媒体组织功能弱化、媒体内容意义的消解是其两大基本特征。认清此种变迁特征,集中组织优势办大事,重掌媒介规则的舵盘成为传统媒体可行的突围之路。

自身意义的消解——浅析当代流行音乐的特点

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今消费时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其自身意义日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具体表现在:歌词的主题单一、情感乏力;歌手的外在突出、内在欠缺;传播过程中包装过度、音乐本身的忽视以及听众在接受时消遣、娱乐的态度。这四个方面虽体现了流行音乐自由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然以绚丽的外在包装,平面化、无深度的演唱取代歌者内在魅力、音乐自身感染力的做法,却影响着听众对音乐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解构音乐的教化意义,甚至制约着中国音乐的发展。

意义消解与问题化约——当代技术对民主观念影响之初步探讨

当代技术与政治的互动是一个宏大议题,展开议题的第一步是探讨技术对政治观念的复杂影响。新技术的渗透强化了当代社会的实证与技术主义倾向。在当代政治领域,技术进步推动个体权利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体经验结构的新意义生成和传统意义的消解。技术理性的滥用使民主观念技术化,技术化的民主观念容易将复杂民主政治问题化约为单纯技术问题。通过人文通识教育与文化审美教育重塑共同意义,消除狭隘技术主义观念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改善途径。

“意义”的消解及“性而上”的迷失——关于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及其写作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格局。另类写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的另类写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重要的现实原因。对此种另类写作姿态,我们既不能改变也无法回避,而只能正视和分析它。作者在对作品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探讨其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概括其具有创作视野极度狭窄、社会责任感严重丧失和审美低俗化等缺陷。

当代人文学术中的“意义”问题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去世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时隔一年,德里达留给后人的问题仍然是新鲜的:毕其一生的思考究竟是在消解意义还是追寻意义?在西方人文学术的传统中,

微文化视域下歌词原意的消解与重构研究——以抖音音乐为例

在微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抖音音乐呈现出歌词原意碎片化、视觉意义重构化的发展趋势。歌词的文学性特征被消解、歌曲“伪个性化”和大众审美趋同,成为抖音流行音乐的显性特征。面对当下的文化转型,应该合理利用微媒介的传播效应,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实现歌词创作的良性发展。

后现代语境下的言意关系——基于语言哲学的视角

语言能够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但是语言往往又不能准确传达人的所思所想和内心体验。在以语言游戏为主要方式的后现代语境下,语言由工具转变为主体,语言本身即是意义,或是消解了意义。然而语言游戏消解的只是一般的、严肃的意义,却转向了特殊的、鄙俗的意义。语言游戏虽然致力于语言技巧的探索,但"言不尽意"的矛盾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后现代主义语言”略论

新词新语、新语法、去经典、错接、极致化、程式化等一系列语言现象具有较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语言现象在辞书编纂、语言规范、语文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引起了争论,将"习性"置于"理性"之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数字短片与后现代性

数字短片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在媒介大量扩张的时代成为新媒体重要内容。数字短片在年轻创作者的手中很快形成消解意义、边界模糊、适应现代社会碎片化生存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后现代文化重合,造成对当代生活的深度入侵,是后媒介时代开启的重要信号。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文学问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最近几年文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争议的焦点实际上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感性经验问题,而是这种感性经验进入文学话语领域后对传统话语秩序和意义造成的冲击。时尚工业把物品和影像的生产与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利用文学叙事为其自身建立意义和合理性,造成意义的泛滥、消费和消解。面对这种冲击,坚持捍卫传统价值体系和暂时搁置价值判断成为文化研究者两种对立的态度。"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的不是感性的问题,而是文学问题。

论后现代主义语言哲学及其对意义的消解——对斯潘诺斯语言哲学的展开

上个世纪,语言学以高度的理论性跃居西方人文科学之首,不仅提供关于人类符号学的说明模式,还是一切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后现代语境下,语言哲学实现了从"图像论"到"游戏说"的转向,承认语言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拥有不断更新变化的内在潜能。美国著名文论家斯潘诺斯指出,"图像论"的核心概念"命名"在西方语言认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内容实质就是将一种理想化的因果关系强加于偶然发生的"世俗存在",通过戏剧性构造,实现时间的"空间化";而"游戏说"则解构了以逻格斯为中心的"命名"法,使事物意义在不确定性因素的包围中,面临被消解和延异的境遇。

逃亡探寻之旅——试论陈染对荒诞异化的抗争

陈染的作品从个人体验入手,以其深邃的目光透视了世界的荒诞、人类的异化,于是,她开始不断地逃亡、不断地探寻,力图为世界摆脱荒诞、人类摆脱异化寻求出路,为人类的存在寻找"意义"。她的逃亡探寻之路经过了对"孤独"、"死亡"的叩问,最终却走向了对"意义"的消解,这似乎是一种悖论。其实不然,因为在这场以"寻找意义"开始却以"消解意义"告终的探寻逃亡之旅中,一以贯之的是她对"人"的关怀、对"生存"的哲理性思考。

“清醒的疯狂”——《阿Q正传》与反讽艺术(一)

《阿Q正传》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讽文本”。“阿Q”作为鲁迅独创的一个“小说化”的“反讽”文学符号,既是笑的对象,也是笑的主体,而且毫不犹豫地将讽喻笔触直接指向作者和读者自己;“阿Q文本”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清醒的疯狂”,并借以消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为民族与文化“开出反省的道路”。

从“黑泽明死了”的标题说起

南方一家一向深受读者青睐的“沉甸甸的报纸”,在报道享有国际盛誉的电影大师黑泽明逝世的消息时,却使用了这么一个标题:《黑泽明死了》。“死了”?!这使我想起了“文革”期间报道海峡对岸的独裁者辞世的消息时,我们的机关报所使用的,不也正是这两个字吗?因此“死了”用在黑泽明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国际艺术大师身上,无疑是含有贬意的。难怪一些读者对这个标题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说,他们“对这个凶狠的标题”的反应,只能以拒绝继续购买该报的方式来表达“对世人不恭的愤怒和对大师的敬念”。

鲁迅的精神危机与《野草》的书写治疗

《野草》是鲁迅遭遇启蒙信念、家族亲情、个体存在意义等多重精神危机情况下书写的诗集,它的风格形式与清醒、理性情况下书写的《呐喊》《彷徨》很不一样。其文体的杂糅、不拘格套,词语文句含混缠绕、矛盾,甚至相互否定,还有众多以"梦"为题的篇章抒写,彰显出一个病态文本的特征,而这恰恰是鲁迅潜意识里诸多矛盾、困惑的反映。鲁迅就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写作,释放了内心积郁的苦闷和焦虑,从而完成了其自我心灵的治疗。因此,《野草》是鲁迅进行自我精神分析和心灵治疗的文本,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条通过"潜意识的本我"进行创作的新路径。

手机祝福短信对现代人节日生活方式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手机节日祝福短信的工业化生产的复制性、消费主义特性和意义消解的思想空洞性等文化特征,认为手机节日祝福短信以虚幻的电子传媒空间代替了情感的直接沟通,复制性使祝福流于形式,短信祝福意义的消解使节日的人文传统日渐衰微。手机短信解构了节日的神圣性,传统的节日生活方式因此受到了一定冲击,手机传媒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发生异化。

危机时刻下的现代性寓言——以《悬荡》《封锁》《南方高速》为例

张大春的《悬荡》、张爱玲的《封锁》以及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这三个短篇小说以极为相似的情节结构、互有共通的现代性指涉,默契地书写了20世纪的时代寓言,表达了他们对现代人生命存在状态的不同思考。这三个短篇小说都创设了一个危机时刻下的封闭空间为背景来展开叙事,制造了外在封闭环境与内心开放世界的悖反关系的转化。作家以极慢的叙事节奏和全知视角凝视了现代人的日常,对现代性进行再思与批判。这三篇小说表现出一种叙述与寓意上的同型结构,即在叙述中否定叙述行为,在寄寓中消解所寓之意,同时也在这一结构的完成中,形成了三位作家各有不同的醒世思考与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