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自己”还是“亲社会”——绿色消费利益诉求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

驱动绿色消费行为产生的利益诉求有两种——基于利己主义的个人利益诉求和基于利他主义的社会利益诉求。企业在使用绿色广告时应传递个人利益诉求还是社会利益诉求才能更有效刺激绿色消费行为产生?为此,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本研究探讨广告信息类型(能力信息v s.热情信息)对绿色消费利益诉求有效性的影响、边界条件及其内在机制。实验1探讨了广告信息类型与绿色消费利益诉求对绿色购买意愿的交互效应,发现当绿色广告传递个人利益诉求(v s.社会利益诉求)时使用能力信息(v s.热情信息)能够引发消费者更积极的绿色购买意愿。实验2验证了产品质量感知、集体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反映了绿色购买意愿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此外,权力感调节绿色消费利益诉求与广告信息类型对绿色购买意愿的交互效应。

消费利益视角下“银发旅游”风险控制研究

倡导"银发旅游"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项较好的实践。通过对银发旅游者群体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发现银发族追求旅游消费利益的过程中,面临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知觉风险。这些知觉风险不仅影响银发旅游的质量和体验,而且有可能危及老年人的生命安全。根据银发旅游者的多重知觉风险,本着满足多重利益原则的基础上,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中观的企业层面和微观的个人层面寻求降低银发旅游的风险有效措施。

从价格到选择:反垄断法中消费者利益分析范式的重构

垄断行为中消费者利益的模糊性,使得反垄断法中以价格分析范式为内涵的福利标准的桎梏逐渐显现。商业模式与竞争方式变革带来非价格领域的多元化需求,价格分析面临价格竞争的缺失、消费者剩余加总计算的难题以及无法评价创新性因素的困局。消费者选择标准的引入使得反垄断法中消费者利益分析范式在传统的“价格范式”之外衍生出一个“选择范式”,选择范式将价格因素与非价格竞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可成为竞争效果分析的重要标杆。反垄断法下消费者利益分析范式从价格到选择的转换,需要以理论建构为基础,以选择分析为工具,在关注经济性的社会目标基础上厘清垄断行为中选择要素多元化的边界,最终实现传统领域与平台领域竞争要素的多维度认定。

论数字时代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消费者利益

《反不正当竞争法》面临着全新省视消费者利益的理论和时代背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应当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的全新特征。该法中的消费者利益具有独立性,不应囿于竞争关系理论、竞争秩序的反射利益、其他法律已提供保护等理由而拒绝为其提供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是指理性消费者自主选择的利益,是不受交易信息误导、不被交易行为压制的利益。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时代背景中,我国可在一般条款中发展压迫型和违法型两种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案例群,通过赋予消费者团体诉权等方式拓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生命力。

平台封禁行为下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在平台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平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更为隐蔽,封禁行为对消费者利益造成的损害也更为显著。消费者利益既是研判平台封禁行为是否违法的重要指征,也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直接保护。当前,平台封禁行为下的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在法律依据、救济途径、利益衡平等方面存在困境,阻碍了维护消费者利益目的之实现。从现实维度出发,在平台封禁行为下保护消费者利益势在必行。从规范维度出发,信息不对称理论、当事人适格理论等为平台封禁行为下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消费者利益的直接保护,亟待构筑该法视域下对平台封禁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路径。通过厘清消费者利益保护相关法律之关系、创设消费者独立诉权、完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落实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并重视多元利益的衡平,可构筑消费者利益直接保护机制,实现消费者利益保护社会共治的有益进路。

以高质量产品为追求 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天津医药集团是中国医药产业链条较为完整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医药工业100强。集团坚持创新驱动、仿创并举、中西药并重的研发策略,始终将消费者使用安全放在第一位,秉持“有爱、有品、有力量”的核心价值观,以“敬佑生命,传递爱”为使命,以服务公众健康为追求,致力于推出高品质产品。近年来,从质量标准提升、产品安全管控、质量改进创新等方面着手,持续提升产品品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多措并举,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美国纽约州正在编制“消费者保护和汽车透明度法案”对“皮革”材料的标识和术语使用提出明确规定

近日,美国纽约州国会参议院向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用于修订一般商业法的法案,以制定《消费者保护和汽车透明度法案》。该立法旨在强制要求汽车标签透明化,特别是汽车内饰材料的准确披露,保护消费者利益。通过要求内饰材料标签做到清晰准确,防止汽车在座椅、方向盘和变速杆材料上误导消费者或存在欺骗性营销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条款”司法适用的反思——以消费者利益标准为视角

“网络条款”作为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增类型化条款,其司法实践中陷入适用困境的根源在于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独立考量。司法过程中,通过填充消费者利益标准并以之为核心对网络条款进行限缩解释既可以精细化认知模型,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又可以有效防止法律对竞争行为的过度干预,是破解适用困境的根本之道。而从证据法学向度理解网络条款的含义与适用规则,将限缩解释后的消费者利益标准转化为消费者选择自由受损要件,则对进一步优化网络条款司法适用,有效保护合理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中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消费者处于互联网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互联网竞争行为与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几乎每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都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当前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具有普遍性,表现为侵害消费者的决定自由,误导消费者以及搭便车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利益的实质是消费者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应着眼于消费者的局部利益与眼前利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1条立法目的中明确要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决定了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根本定位。因此,在立法上,建议赋予消费者集体诉权;在司法理念上以是否侵犯消费者利益作为判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标准;在具体认定是否侵害消费者利益时,引入消费者测试,以对消费者利益形成客观认知。

反垄断法视野中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的新思考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都把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自身的立法目的之一,但是在传统理论和实践中,消费者利益的概念基本上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福利;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被认为是保护竞争产生的间接结果,因此只是一种间接保护。固然应该重视并发挥反垄断法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但也同样应该重视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加强对消费者利益直接保护的趋势;对消费者利益的直接保护认识,为探讨消费者获得损害赔偿救济奠定了基础。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的转变问题进行新思考。

消费者利益的公司法保护路径研究

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却在公司运营和公司法中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消费者利益难以获得有效维护。因此,必须超越以公司和股东为中心的传统公司治理和公司法理,探求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公司法路径,促进公司、股东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为此,在我国公司发展和公司法完善的进程中,有必要在公司立法中明确其保护消费者的目的,扩张董事的信义义务至消费者,并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实现消费者和社会的监督。

反垄断法上消费者利益的误用批判(上)

促进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立法目的。但是我国反垄断实务与理论界存在滥用消费者利益的倾向。他们热衷于以"损害消费者利益"对竞争的行为进行定性;他们对于消费者、消费者利益、消费者利益终极目的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甚至把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终极目的绝对化;一些学者在论证反垄断法上消费者利益的地位时犯下了以偏概全或者论据不当的错误,还有的学者混淆了立法目的和判断标准。反垄断法维护消费者利益这一目的绝对化是错误的。反垄断法不仅能促进消费者利益,还能够并且应该追求其他价值;特别是,竞争价值是反垄断法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实践表明消费者利益价值并非总是高于竞争价值;它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是有条件的、有限的;一定条件下,它还保护经营者。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反垄断法上消费者概念及其地位,避免动辄使用消费者利益终极目的说,而应该恢复反垄断法的广泛关切,并专注于反垄断法对竞争机制的保护。

基于大数据时代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金融审计研究

金融行业大数据应用比例持续增加,金融审计也面临着变革。在大数据环境下,使用金融审计来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成了迫切需要。本文立足于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角度,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深入研究金融审计的范围、内容、方法,提出了基于消费者利益保护视角的金融审计研究基本思路。

反垄断法上消费者利益的误用批判(下)

促进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立法目的。但是我国反垄断实务与理论界存在滥用消费者利益的倾向。他们热衷于以"损害消费者利益"对竞争的行为进行定性;他们对于消费者、消费者利益、消费者利益终极目的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甚至把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终极目的绝对化;一些学者在论证反垄断法上消费者利益的地位时犯下了以偏概全或者论据不当的错误,还有的学者混淆了立法目的和判断标准。反垄断法维护消费者利益这一目的绝对化是错误的。反垄断法不仅能促进消费者利益,还能够并且应该追求其他价值;特别是,竞争价值是反垄断法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实践表明消费者利益价值并非总是高于竞争价值;它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是有条件的、有限的;一定条件下,它还保护经营者。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反垄断法上消费者概念及其地位,避免动辄使用消费者利益终极目的说,而应该恢复反垄断法的广泛关切,并专注于反垄断法对竞争机制的保护。

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

宋代因“三冗”问题所引起的每年巨额的财政开支，迫使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其中，盐利可谓当时最重要的利源，因而朝廷对食盐生产、运销诸环节的控制十分严格，特别在食盐榷禁地区针对广大消费者的食盐零售，广泛地采取了与前代做法有很大不同，且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强制配售方式。并在向民户配售官盐的过程中，通过克扣斤两、拌和杂物、虚抬盐价、横敛盐赋等手段多方侵损广大民众的利益。其结果不仅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得官盐自身的销售受到影响，却给私盐泛滥以可乘之机。

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消费者利益考量

互联网场景下的消费者利益具有复杂性及易受侵害性。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确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目标,司法实践也愈发顾及对针对消费者利益的说理,但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如何就消费者利益进行考量仍存疑惑。就对象而言,作为考量要素的应是消费者利益而非消费者权利;就地位而言,消费者利益应作为独立的考量要素参与到行为正当性评价中,而非仅为混合考量之存在;就方法而言,对消费者利益应予以动态化评价而非单一的静态考量。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厘清,裁判者得以更为科学、严谨的方式就相关案件中的消费者利益做出说理,进而有助于保障消费者利益,同时这也是推进行为正当性判断范式进步的必然要求。

浅谈商标窃权案件中的商标权归属问题——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视角所作的分析

商标窃权是近年来在我国新出现的一类商标侵权案件,但在现行商标法中,法律却并未对由此引发的权属纠纷作出规定。本文认为,传统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解决商标窃权案件中的权属纠纷。但从充分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在承认商标失权人有权追回商标权的同时,还应允许善意受让人在特定条件下对商标的继续使用。

论价值分析视角下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这些不同的价值主张存在着冲突和对立。将我国的反垄断法价值体系与国外相比较,运用价值分析方法,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角度阐述《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