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消费增长与消费平等的福利比较——基于城镇分组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将消费习惯引入Córdoba and Verdier(2008)模型,构建了消费增长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85-2012年中国城镇分组消费数据测算并比较了消费增速放缓和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效应。第二,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大于消费增速放缓的福利效应更为普遍。第三,在既定风险偏好条件下,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与习惯强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习惯形成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在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至少应当对消费平等问题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

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权衡——基于地区层面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的经验研究

根据1993—2016年中国地区层面城乡居民消费数据,测度并比较了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第二,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不仅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而且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差异性。第三,在特定的参数区间,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有可能超过消费增速放缓的福利效应。消费者甚至愿意牺牲所有的消费增长来消除消费不平等。消费风险越大,消费者的风险规避意愿和不平等厌恶心理越强,这种相对重要性就越突出。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应适当兼顾增长与平等目标,不能顾此失彼。

非物质民生问题研究

对“非物质民生问题”的忽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非物质民生包括素质教育、文化事业、群众性体育事业、全民健康、医疗服务、公民权益等诸多方面。本课题组认为，非物质民生均等化是一种现实选择，解决非物质民生应当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推动各项改革时，都应围绕基本消费平等化这个非物质民生的目标来考虑。在现实中，为了便于实施，应当以财力均等化或财政能力均等化作为实现非物质民生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