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探讨了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构建四变量SVAR模型在我国省级政府层面识别消费性政府支出的城乡居民消费效应,识别结果表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视角下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城乡间差异同样不容忽视。基于实证识别结论对城乡居民消费分为挤入组合挤出组,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制度、经济因素、人口结构以及财政制度与城乡居民消费的相关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消费性政府支出经由上述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发挥的作用也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这表明,应针对消费性政府支出挤入或挤出城乡居民消费对应的省份,采取差异化调整优化措施。

政府消费性支出、国有资本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

文章主要探讨政府消费性支出、国有资本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首先设定有效消费函数,再利用跨期优化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由此导出实证方程,然后利用全国30个省1992～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个具有绝对拥挤性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模型

本文研究了随机内生增长模型中具有绝对拥挤性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利用改进的连续时间随机分析方法――"附加效用"值函数法,获得了个体的最优消费、随机经济增长路径和个体的最优福利.

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总量乘数和结构乘数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财政支出成为各国刺激经济的主要措施之一。然而,在这些支出中,各国政府消费的产品差异明显。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并通过计算总量支出乘数和结构支出乘数来研究政府消费不同产品对总产出和两部门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需求引致、要素流动、政府总支出的挤出和财富效应是政府消费发生作用的四种机制;政府增加制造业消费,会通过财富效应等机制挤出政府总支出,使总产出增加和制造业产出增加,但会使服务业产出下降;政府增加服务业消费时,会使服务业产出上升,但将显著挤出政府总支出,使总产出和制造业产出下降。

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机理分析

文章基于政府消费性支出影响经济波动的税收债务机制以及非需求性机制,利用中国1978—2014年宏观经济数据,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政府消费性支出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途径的差异。结果发现:需求波动具有顺周期特征且是产出波动的根本原因;政府消费波动不是引起产出波动的原因;我国传导政府消费波动的税收-债务机制、税率机制和财政支出制度机制失效。政府制定稳定政策时应以需求管理为主,理顺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可保证各机制有效运行。

政府支出的构成、宏观经济波动与社会福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基于包含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NK-DSGE模型,本文对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并且对于消费具有"挤入效应";(2)相对而言,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3)相对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冲击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小。由于我国政府偏好于生产性政府支出,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并且这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

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诠释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出发,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居民消费函数,对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1985—2007年期间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研究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且前者是导致后者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今后我国政府应以民生状况改善为导向,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降低居民对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

政府支出结构、居民消费与社会总消费——基于中国2007—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不存在一个一致的结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究竟如何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在不同理论框架下讨论政府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和社会总消费的关系,尤其注重在长期稳态增长路径上考察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不同模型框架下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我们用2007—2012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些影响。结果发现,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率之间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说明了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和社会总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个结论更符合政府支出不进入生产函数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预测。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基于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下,将政府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引入家庭部门,将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引入生产部门,并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分析政府消费性支出、转移支付、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消费率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在长期内不仅挤出居民消费,而且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2)增加政府转移支付能够有效刺激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并且在长期内促进居民消费率提高。(3)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在一段时期内会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4)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能有效挤入居民消费,并在长期内促进居民消费率提高。

被遗忘的生产者: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

通常研究仅从总需求角度考虑政府支出。然而,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一视角,政府也担当生产者的角色。本文视政府部门为一生产部门,对我国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和福利乘数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忽视政府生产者的性质,将会低估政府支出的作用,从而低估了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和福利乘数。(2)政府支出对产出具有很强的正向刺激效应,20期时基础设施投资累积乘数达0.8317,而同期政府消费性支出累积乘数为0.3493,基础设施投资比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政策效果更强。(3)基础设施投资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促进了私人消费,均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4)政府支出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基础设施投资的福利乘数约为2.203,政府消费性支出的福利乘数约为1.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