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公款消费与费用操纵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公款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府审计介入当年及以后年度,被审计的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消费性现金支出费用化率和波动性显著下降,公款消费实质性减少,公款消费计入存货的费用操纵行为显著减少,政府审计对公款消费的监督和治理职能得以证实;然而,管理层仍然可能会将消费性现金支出转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等营业外支出科目,并且在政府审计介入之后,消费性现金支出的粘性并没有显著降低,可见政府审计并没有完全解决公款消费相关的代理问题。

外部监管、高管权力与在职消费

本文利用“十九大”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开展反腐败工作为准自然实验契机,基于2016和201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外部监管对企业在职消费以及费用归类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九大”召开以后,权力较大的高管在职消费的水平明显降低,但同时国有企业将消费性支出计入销售管理费用的比例也明显降低。进一步的经济效应检验表明:在“十九大”之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难以在接下来的年度持续降低,并且国有企业倾向于将消费性支出计入资本性支出项目中,这种费用归类操纵的现象在在职消费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表明“十九大”以后,国有企业可能通过费用归类操纵维持原有的在职消费水平,来规避外部监管。

CFO对CEO的权力制衡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

"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国企高管(特别是CEO)有动机通过费用归类操纵规避被查处的风险,如何通过公司治理降低高管的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提高"八项规定"的实施效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以2013—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FO对CEO的权力制衡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关系。研究发现,CFO对CEO权力制衡显著降低了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程度。研究结论表明,利用CFO对CEO的权力进行有效制衡,有助于减少或者抑制CFO屈从于强大的CEO权力对国企费用进行归类操纵的问题,最终提高了"八项规定"的执行效果。

外部监督与企业费用归类操纵

本文从上市国有企业消费性现金支出费用化或资本化的角度,考察了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效果。本文发现,"八项规定"实施后,国有企业的消费性现金支出计入当期管理和销售费用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入本期存货科目的比例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之后,国企费用下降的持续性较低;同时,这种费用率下降并没有导致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上升。这表明"八项规定"实施后,国有企业有可能通过改变消费性现金支出的会计科目归类,来部分规避"八项规定"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