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抑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了消费抑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协整、模型效应和面板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了中国经济增长与消费抑制的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发生外界冲击时消费抑制与经济增长之间传导响应的关系,考察了二者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各经济要素的内生性,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消费抑制正相关,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表明消费抑制通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我国消费抑制背后的博弈逻辑与政策启示

中国家庭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特征使得家庭成员间代际消费依赖更紧密,为追求整体效用最大化,家庭成员对可支配收入的内部分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抑制,表现为部分成员的消费牺牲和家庭储蓄的增加。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购买力下滑,为适应由高消费人群所引领的社会规则变化,低收入家庭不得不进行被动消费,如果政策选择的形式或力度不合适,低收入者还存在另一种竞争式的消费抑制。而解除消费抑制须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破解社保困局、深化市场改革三个领域进行努力。

“消费抑制”危害中国经济

打破消费抑制,实现消费创新,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将不可限量,而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在作一个粗略估计,在本世纪中叶,若中国经济还能保持7.5%的增长率,则中国的人均DGP可增长10倍有余。这一结果的意义之重大自不消说。实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一定的国际环境,也需要一定的国内政治发展空间。假设这两方面问题不大,就需要判断经济体制及资源条件能提供多大的空间。

收支的结构性分化对消费抑制的影响

来自于官方数据对2021年第一季度的统计,在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730元,比2020年同期名义增长了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7%;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4.6%,两年平均增长7.0%,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5%。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20元,同比名义增长1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98元,增长1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3%。从权威数据上看,2021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并未受到疫情危机的影响,依然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上。但是基于我们的居民基数均化方式,细分收入结构归结到底依然呈现较大的分化状态。

财政分权、房价上涨与消费抑制

本文认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是中国房价上涨和居民消费下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首先,我们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获得了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货币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后,可以发现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对房价上涨和消费下降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增强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分权和房价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机制上确认了财政分权对于房价上涨和消费下降的重要性。

从抑制消费转向扩大消费: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

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大国发展的基点是国内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建国60多年来,传统发展方式形成了对中国消费的强力抑制,抑制型消费格局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在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急需加快扩大国内消费,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转变过度依赖外需的传统发展方式,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内需基础。

住房负债抑制家庭消费升级了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住房负债如何影响消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和家庭金融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的CHFS微观家庭数据,将住房负债和家庭消费升级相联系,以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作为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指标,分析住房负债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提出研究假设并实证分析住房负债对家庭消费升级是否存有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住房负债显著抑制了全样本家庭和城市家庭的消费升级,但对农村家庭无显著影响。从负债来源看,源于银行贷款的住房负债对全样本家庭消费升级存有显著抑制作用,而源于民间借款的住房负债带来的影响则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管控房价并创新住房市场以满足不同住房需求、推进农村金融发展、稳固经济发展以及改善家庭财富水平等政策建议。

中国抑制消费的成本分析

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制度变迁 ,而抑制消费日益增大的成本导致了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不满意 ,因而成为制度变迁的诱因。以定量配给制为例分析了抑制消费为政府管理所带来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通过观察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购买过程和购买行为 。

抑制“三公消费”政策对优化企业竞争环境的实证研究——基于政治关联价值的视角

以限制"三公消费"政策出台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通过搜集政策出台前后11个季度的沪市901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这些政策出台对企业政治关联价值的影响,对评价企业的竞争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分析研究发现,限制"三公消费"政策出台后,给受影响行业的政治关联价值带来了负向冲击,利用政治关联获得业绩增长的作用减弱。抑制"三公消费"的相关政策,有效地截断了民营企业依靠政治关联谋求业绩增长的渠道,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优良的竞争环境。

从抑制消费到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1988年抢购风潮之后,经济学者们为了解开中国消费之迷,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创见。《中国消费之迷》一书里这样写道:“消费总要有钱,有东西,就像江河总要有充足的源头一样。但是,中国的消费似乎是一股无源之水,而且是一个没有源头的消费大潮;一方面是国家的贫穷;另一方面是消费失控;一方面是低收入;另一方面则是高水平的消费和更高的消费欲求。”然而十年之后,消费不旺、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1998年中央及时将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在这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的消费策略经历了抑制消费到扩大内需,激活消费的转变。中国的消费之迷在那里?是什么力量促使消费决策的转变?笔者试图用卡尔曼滤波分析方法加以实证分析。

白重恩:养老保险抑制消费

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后,是否能够因此减少储蓄,促进消费？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对这一问题作出否定。

区分时态:抑制消费需求膨胀的新思路

当前,我们抑制消费需求膨胀正处于两难境地:松软的抑制不可能有效,强硬的抑制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一个可供选择的思路是;区分时态抑制消费需求膨胀。消费需求膨胀的三种时态消费需求膨胀是一个客观经济现象,从一个膨胀过程来看,是含有产生、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所谓消费需求膨胀的时态。

抑制消费膨胀的几点建议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消费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的增长,是改革初期很容易发生的问题。它影响经济稳定,消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给改革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消费膨胀势必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赵紫阳同志这段话,深刻地总结了近几年消费过快增长给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危害,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抑制消费”的德国酒店

上月去德国公干，我和同事住进了汉堡商务中心的一家星级酒店。主方陪同人员开车带我们至大门口，简要地嘱咐好以后的日程，就礼貌地离开了。

也谈“抑制消费”与“笼中虎”——有关储蓄数量的两个理论问题

认为储蓄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最佳限度"。还有的同志提出储蓄有个"安全线"的问题。两种提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强调储蓄存款要有一个"量"的界限。在这些同志看来,储蓄多了会抑制消费,造成商品积压,影响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好比是未上锁的"笼中虎"。我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储蓄抑制消费论到底错在哪里?

有些同志认为储蓄抑制消费,把近年某些消费品滞销积压归咎于储蓄存款增长过快。批评这种观点的文章不少,遗憾的是越批评使人越糊涂,使人更加搞不清储蓄到底是否抑制消费。本文就对批评储蓄抑制消费论和储蓄抑制消费论本身谈一点看法。

抑制消费需求膨胀 治理经济环境

以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的治理经济环境将是我国今明两年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我认为,作为抑制通货膨胀,治理经济环境的前提,必须对膨胀的内在机理有清晰的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选择消除膨胀的合理可行的措施,本文试图对消费需求膨胀机理及其对投资膨胀和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影响作出说明,并提出治理消费需求膨胀的基本措施,以就教于经济学界。

抑制消费或刺激消费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正确处理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关系,是直接关系我国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在前一段经济改革实践中出现了消费基金失控、“消费早熟”,以及随后实行对消费控制等问题,使得重新强调这一点具有某种新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关系不外有如下几种情况:消费规模与生产规模等值;消费规模小于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