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波动、市场联动性与农村居民消费福利效应

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核心要素,同时也会对市场供应弹性及居民消费福利产生冲击。本文结合我国2013-202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效应,同时对市场联动性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越大,农村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越低,前者的异常波动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福利水平;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市场联动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福利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联动性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应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推动省际农产品市场有效联动,强化市场整合与优化,保障农村居民消费福利。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从产品价格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以中国入世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如果不加入WTO,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中国消费品价格,使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平均降低1.02%,但出口国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竞争降低了中国消费品的价格,使高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上升0.004%;收入越高的城市居民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所损失的消费福利越大,在出口国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竞争中所获得的消费福利越大,主要原因是其对非农产品的支出份额较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市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最终品进口来实现。这意味着通过稳定的贸易政策,比如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增加消费福利,但也要关注由此带来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城乡居民消费福利指数研究

提出用消费福利指数,衡量消费对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程度,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福利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的对比分析,以及城乡居民分项消费福利的变动趋势分析,探究城乡居民未来消费的转移重点。城乡居民都已进入消费的优化路径,但农村居民优化阶段滞后于城镇居民,未来城镇居民的消费重点将是居住和文教娱乐,而农村居民短期的消费重点仍将是衣着和交通通信,医疗和文教娱乐将是农村居民未来长期的消费刺激重点。

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比较静态分析

本文利用扩展的C-D函数模型来系统地构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显示,以出口规模为代表的我国贸易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与之对应的是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同时经济增长因素会深化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波动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

猪肉价格上涨与消费福利损失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瑞昌市低收入者为例

2007年5月以来的猪肉价格上涨给低收入者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为确保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响,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财政补贴。利用经验数据拟合了低收入者的效用函数,结合2007年前三季度与2006年前三季度的猪肉价格变动,运用等价性变化、补偿性变化以及消费者剩余变化,衡量了猪肉价格上涨造成的低收入者福利损失,并为政府确定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金额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标准。

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数字经济反垄断中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反思与适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福利损害范围的规模性和不特定性、损害方式的个性化、损害结果的难以计量性要求反垄断法介入保护,数字经济非价格因素和动态竞争的特征使得传统消费者福利标准适用失灵,而实践中消费者福利标准往往会成为案件分析中的修饰性表达,导致反垄断法规范目标偏移。数字经济高度集中化的趋势,要求消费者福利保护由重视经济效率向重视市场结构和竞争过程转变,反垄断法作为行为规制法对消费者福利进行保护,防止消费者福利庸俗化。为避免科技巨头经济垄断权力蔓延至政治中心,新布兰代斯学派反对以消费者福利作为唯一诉求,主张通过反垄断法分析范式转型保障消费者选择权,实现经济民主和反垄断法多元目标。消费者福利保护是反垄断法的间接目标,应被作为判断竞争损害的参考要素。对于数字经济反垄断中消费者选择权损害的分析,应遵循合理原则,综合权衡经营者行为的竞争损害效果和消费者福利增进效果。同时,从实体标准和程序制度层面细化和完善消费者福利标准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行为规制中的具体适用。

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分工发展与消费多样化福利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两类比较静态分析,使用2008-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对消费品种类扩增的影响及其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流通领域技术进步能够促进消费品种类扩增;机制检验表明,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市场融合,直接影响消费品种类,也可以通过社会分工水平间接影响消费品种类,产品管理效率提升会对该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中东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对消费品种类扩增作用更强。

行为经济学视域下的直播电商消费者福利

消费者福利不仅是直播电商行业的根基,也事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能否落到实处。以行为经济学范式为依据,分析“行为人”理性下的直播电商消费者福利。通过效用函数的设定和均衡分析,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发现“行为人”在直播电商营造的场景中存在溢价购买和冲动消费行为,从而损失消费者福利。为提升消费者福利,直播电商行业要迅速建立行业规范、打造价值共创型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头部主播良性示范效应。消费者要提高消费理性的程度和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退休、闲暇和消费福利水平:夫妻二人家庭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构建夫妻二人家庭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丈夫和妻子退休对家庭消费福利水平的影响。我们发现,丈夫退休显著降低了家庭人均总收入,造成家庭总消费一定程度的下降,家庭耐用品存量显著下降了43.2个百分点,但夫妻双方退休都没有对各自热量和营养摄入造成显著且程度较大的影响。我们还发现丈夫退休显著增加了自身为家庭购买食品和为家人做饭的时间,夫妻之间存在时间分配上的相互替代,通过寻找价格更低的在家食品,并增加为家庭做饭的频率,保障退休后的消费福利水平。基于以上发现,本文为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待遇改革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生活成本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福利

本文基于生活成本指数视角,利用1992-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消费福利的影响,从而揭示其在微观层面的利益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呈上升趋势,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间存在差异,这主要源于家户部门间的消费结构异质性和不同产品间价格的涨幅差异。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会降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品与消费性服务生活成本指数。特别地,贸易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缩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实际消费福利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战略,充分发挥其在增进消费者福利和调节利益分配方面的作用。

生物能源发展对中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为了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生物能源发展迅速,生物能源发展对不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本文综合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和"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CHINAGRO)模型,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生物能源发展对我国不同消费者福利的可能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物能源发展将引起农产品市场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如果美国、欧盟、巴西和中国等按照计划目标发展生物能源,将导致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分别增加3.5%,2.9%,12.3%和11%,油菜籽等油料作物价格上涨22.6%,蔬菜价格增加2.7%,猪禽产品价格增加2.2%。生物能源发展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不仅会导致消费者农产品消费量减少,还会导致消费者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显著上升。研究表明,生物能源将导致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大米和小麦消费量下降0.26%-1.17%,植物油消费下降0.78%-3.61%,水果、蔬菜以及畜禽产品的消费量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研究结果也表明,生物能源发展将导致我国农村和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支出分别增加1.78%和1.05%左右。在不考虑农产品价格上升对收入影响的条件下,发展生物能源对消费者福利具有负面影响,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者的福利损失更大,这将加重贫困人群的生活负担。因此,建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因发展生物能源对贫困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影响。

消费者福利——美国反垄断政策的终极目标

美国反垄断政策是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手段。它通过保护竞争,进而刺激企业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推动物质生产的最大进步,最终确保消费者福利并使之最大化,即:使消费者能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质量最好的商品,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测度研究

以天津市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实例,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应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变化。研究表明,入住后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恶化,福利指数由0.777下降到0.513,处于较低水平,消费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缺失是造成福利降低的主要原因。从功能指标看,使用状况、使用成本、服务质量、服务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竞争促进、市场扩张与消费者福利增进——基于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2—2008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市场的面板数据,采用对数差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了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Marshall需求函数,进而测算了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消费者福利变化。结果表明:2002—2008年期间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消费者福利经历了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但消费者福利增加呈明显的减缓趋势;消费者福利的持续增进主要是竞争导致的市场不断扩张和价格持续下降的结果,而价格下降速度变慢导致消费者福利增加趋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移动语音通信服务的价格仍然明显偏高,因此可进一步降低价格来增加消费者福利。

中国电信业竞争性改革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中国电信业竞争性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竞争政策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及其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如何。本文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3年中国电信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各项竞争政策对电信价格的影响,并通过希克斯消费者剩余方程计算了电信市场中消费者福利的具体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和产权改革对电信价格下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管制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竞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但相较于快速发展的电信业务来说,消费者福利占电信业务总量的比重并未有较大改善。据此,笔者提出了深化电信业竞争性改革的对策建议。

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的消费者福利效应

转基因食品是否应当加贴特殊标签引起了各国政府、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的激烈争论,目前世界上有3种标签制度,即“不加贴标签”、“自愿加贴标签”以及“强制性加贴标签”。每种制度都有各自的支持理由,通过一个拟线性效用函数模型,分析了在每种制度下,当转基因食品厂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时,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行为,并讨论了不同标签制度下消费者福利变化。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应当采取的对策。

数字经济产业集中度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广泛存在高集中度现象,如何确保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消除高集中度对消费者福利的负面影响,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课题。数字经济市场具有增加集中度的特性,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数据垄断、网络效应、切换和多平台接入的障碍、融资渠道和无形资本等,以及这些因素的累积效应的自我强化。高集中度会直接影响消费者获取服务的价格及质量.也会间接影响第三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最终影响消费者从这些企业获得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及质量。这就需要构建竞争性政策,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可能的政策建议包括:扩大公共数据的提供和管理,加强数字经济的市场行为准则制定和执行,降低不同服务间切换和多平台接入的壁垒,提升数据共享程度,保护消费者隐私,提升消费者数据权利等。

中国电信市场改革效率之消费者福利分析

基于常弹性的Marshall需求函数,测算了中国电信市场改革的消费者福利变化。结果表明,自1998年以来,中国电信市场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消费者福利增进过程,这昭示着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至少取得了效率上的成功。从细分市场来看,移动电话市场是提升中国电信市场消费者福利的第一来源,其次是增值电信市场,而固定电话市场在近几年中对中国电信市场消费者福利的贡献为负值。研究暗示,固定电话市场是中国电信市场今后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是中国电信市场效率继续提升的潜在源泉。

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研究——基于商品房价格变动的视角

通过引入商品房价格,分析地方债务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并在戴蒙德OLG模型中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两期决策模型,研究房地产价格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对商品房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价对消费者福利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妥善处理好地方政府性债务对于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