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研究

基于2009年第4季度-2022年第3季度时间序列数据构建TVP-SV-VAR模型,通过MCMC模拟估计不同期限脉冲与特定时点脉冲函数,考察电商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电商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共同升级,其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较强;产业结构升级的最强响应期存在滞后性;不同时期电商发展对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建议政府加强电商扶持力度,依据产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动态特征,健全市场规范机制,着重培育市场成长。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双碳约束、能源消费结构与全要素能源效率

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双碳约束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双碳约束引致的碳排速度变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极大地缩短了双碳约束下能源消费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反应时滞,改变了双碳约束下能源消费结构的跨期替代弹性,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双碳约束情境下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取决于能源消费结构的持续性优化,破除能源供求价格反应时滞的制度性壁垒,利用能源供求市场的杠杆机制推动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

基于ELES模型和CD效用函数的“纵横双向”消费结构变动研究

探究消费升级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基于CFPS 2010—2020年数据,结合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CD效用函数和门槛回归等方法构建了“纵横双向”识别模型,并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结构状况。研究发现,2010—2020年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横向上呈升级趋势,但仍以生存型消费支出为主;细分“三型八类”消费,发现生存型与发展型的消费占比上升,享受型消费存在较大的消费偏好,表现出消费分层特征,且家庭消费结构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家庭年度总支出的三条约束线分别为60100元、122800元及122900元。纵向上发现预算约束线在不断后移,表明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文章运用多门槛回归方法结合ELES模型构建了消费结构的综合识别模型,以此作为判断消费结构升级与否的依据和标准。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与我国碳强度目标实现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实现我国2030年碳强度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2006~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碳排放数据,利用情景预测法和马尔可夫链模型预测2020~20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数据,细分为27种不同情景组合来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2030年碳强度目标实现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不同经济增速、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对碳强度下降幅度和实现2030年碳强度目标的贡献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2)从现实角度并结合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国情需要,经济过高或过低速度发展均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因此,在经济增速控制在中速发展的最优组合情景下,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实现2030年碳强度目标的贡献度为2.56%~2.77%;(3)除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外,仍需从产业结构、低碳技术、能源效率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多途径协同优化调整,才能够实现2030年碳强度目标要求。

流通业智能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兼论数字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

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与产业深度融合,快速推进了流通业智能化转型发展,并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样本,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流通业智能化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并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流通业智能化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数字技术创新在其中具有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数字技术创新在流通业智能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理论机制、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城乡居民发展享乐型消费的比重,改善消费结构。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较为显著,对优化中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的作用不明显。据此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中高端服务与产品质量、以刺激居民对发展享乐型消费潜力,根据区域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政策等针对性建议。

收入差距与产品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在多样化消费升级和加速培育消费型社会的新阶段,需求侧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供给侧明显过剩的低质产品制约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本文以供、求双侧为研究视角,考察收入差距、产品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收入差距缩小有助于优化消费结构,而产品质量则对消费结构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收入差距在产品质量和消费结构关系中存在门槛效应。当收入差距较小时,产品质量对消费结构产生正向影响;而当收入差距扩大超过一定程度时,产品质量的提升难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因而稳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并与供给侧产品质量提升形成协同效应,更加有助于推进消费结构升级。

全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动态演进

剖析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趋势、衡量其空间非均衡状态是推进能源革命及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文章根据2003—2020年我国各省市能源消费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法,探究全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动态演进特征。结果显示:1)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指数总体呈稳步上升的趋势,由2003年的5.298上升至2020年的5.862;2)全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分布的空间非均衡性较弱,呈现先升后降态势,即泰尔指数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发展态势,区域间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大;3)全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效应现象,且近年来总体空间格局分布变化较小。江浙沪地区始终呈现高高聚集的特征,而西南和华中地区则处于弱弱聚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通过技术交流等多种方式互惠互助、合作共赢,共同促进能源低碳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破解落后高耗能产业的模式锁定和路径依赖;优化能源产业结构,积极推进能源消费转型等政策建议。

清代后期晋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影响——以晋中为例

清后期晋中商人物质生活极度奢靡,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丧葬,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虽然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的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

数字物流、电子商务发展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和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释放数字物流新动力,对于优化消费结构和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物流、电子商务影响消费结构优化的理论框架,并采用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数字物流显著促进了消费结构优化,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替换测度方法、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物流均有利于推动城乡消费结构优化,但对城市消费结构优化的正向影响更突出。第三,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物流能够通过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进而优化消费结构,尤其是在农村层面作用更大。因此,要加快数字新基建建设,推动数字物流发展,构建市、县、乡、村等多级物流体系,提高电子商务发展质量,助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来自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证据检验

选取2000—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以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海南6个低碳试点省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试点省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低碳省区试点的消费结构升级效果表现出以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为序的区域异质性,但广东和海南的政策效果不理想;机制分析表明,低碳省区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途径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结构效应分析表明,低碳省区试点政策对享受型消费起到抑制作用,对发展型消费起到正向带动作用。

财政支持、共同富裕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基于2014-2018CFPS数据的分析

挖掘乡村消费市场是促进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匹配宏观数据,考察财政支持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以相对贫困深度作为共同富裕的代理指标分析其所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财政支持可以有效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对贫困深度的降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中介作用;财政支持促消费升级的发挥在低收入群体的兜底保障中更为突出。为此,应当继续发挥财政“输血”作用,同时与“造血”结合,精准布局关键领域、发挥兜底保障功能同时更要培育低收入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提高乡风文明建设水平,引导低收入群体农民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提高市场可达性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提高市场可达性,降低商品交易成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扩大消费市场规模,实现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市场可达性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提高市场可达性可以降低商品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商品供给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进而直接促进本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提高市场可达性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和“扩张效应”,将间接促进相邻地区消费结构升级,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

吉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吉林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分析和研究吉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消费结构的良性发展,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对推动吉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基于2010—2021年统计数据

运用对比分析法厘清贵州省2010—2021年城乡收支水平,运用聚类分析法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表明,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趋势可分为3个阶段:2010—2013年、2014—2018年、2019—2021年,在享受型与发展型比重增加的情况下,生存型消费总体占比仍较大。基于此,探讨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提出优化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回归数学模型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是经济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现象,对中国消费结构有着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存在倒“U”型影响;(2)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没有显著性影响,对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消费结构改善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3)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消费结构改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供参考。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吗?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宏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够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地区融资规模的扩张对能源消费结构产生正向影响。本文为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作用以及促进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数字化能力、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CFPS数据

随着居民数字化能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数字化消费方式对家庭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CFP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能力显著促进家庭消费,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能力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影响仅在农村家庭中显著,数字化能力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城镇比农村更显著;数字化能力明显促进中老年户主家庭的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老年人口消费结构升级问题研究——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效应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老年人口消费结构在年龄、时期、队列共同作用下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老年人口年龄与消费结构升级呈倒“U”型关系。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先上升后下降。(2)不同时期老年人口的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会随时期推移而提高,说明老年人口消费结构呈升级趋势。农村老年人口和未受教育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在不同时期波动更大。(3)1939年之前出生的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一直处于低水平,1940-1951年出生的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最高点出现在1949-1951年出生队列。1952年后出生的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又出现明显下降。农村老年人口和未受教育老年人口发展与享受支出占比在不同队列之间波动更大。